浮生七十四 · 第一章桂岭瘴烟

　　我的生命，便是在那样的烟气里开始的。一九七〇年，岁在庚戌，桂平县的秋深得像一缸酿过头了的黄酒。十月四日，据母亲后来说，是个阴霾的天，院子里的老榕树不停地掉叶子，仿佛急着要秃给谁看。我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父亲蹲在门槛上，听接生婆道“又是个带把的”，只闷闷地“唔”了一声，随即被一口旱烟呛得连声咳嗽。那烟雾盘旋着，与我初降人世的第一口呼吸混在一处，分不清彼此了。　　命名是顶不经心的事。行四，便叫“小四”。邻家养的黑狗，生了一窝崽，最瘦弱的那只，也是这般叫法的。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名字仿佛不是用来呼唤的，倒像是田埂边随手做的记号，免得弄混了谁家的秧苗。家里的饭碗，总是带着或深或浅的豁口，像一张张饥饿的嘴。粥稀得能照见人影，我们几个孩子便围着桌子，比赛谁能从碗底数出更多的米粒。那米粒也是黄瘦的，与我们一般无二。　　十一岁那年，我便不肯再去学堂了。现在想来，也并非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觉得那铁皮屋顶的教室，闷得像个罐头。先生拖着长腔念“天地玄黄”，声音枯涩，比不上窗外一只蝉蜕来得有趣。我逃了学，也并不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坏事，只是漫山遍野地走。山里的野莓，熟透了是紫黑色的，染在唇上，像偷吃了墨汁；溪水清凌凌的，看得见底下圆润的卵石，有一种是淡青色的，我总疑心那是古代鱼类的眼睛所化。　　便是那时，我认识了阿英。她是邻村的，眼睛亮得像雨后的黑曜石。我们常在镇子外头的废砖窑后面见面，那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我们并排坐着，也不多话，只看天上的云，一团一团，慢腾腾地挪移。她的手很巧，会用狗尾巴草编出小兔子来，活灵活现的，放在我的掌心。那一点茸茸的痒，便从手心，一直传到心里去。我后来读过几句洋诗，说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我觉得那是扯淡。那时候的喜欢，哪里有什么“价”，它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像呼吸，像心跳，自然而然，浑不费力。　　十七岁上，她家里将她许给了镇上开杂货铺的人家。她来与我道别，眼睛肿得像桃。我说不出话，只觉得心里有一块地方，忽然就塌了，空落落的，但奇怪的是，并不十分疼。仿佛早知道有这么一出。她走后，我独自在砖窑坐到天黑，看暮色像一滴浓墨，滴在宣纸上，霎时洇满了整个世界。我忽然想起阿英曾指给我看的一种花，是石缝里长的，叫不出名字，开时是极艳的紫色，但一夜风雨，便落得干干净净。我见了那花开时最好的样子，也就罢了，何必再去计较它最终零落何处，化为何处的泥呢？这念头，在当时或许只是少年人一种倔强的自解，于今思之，竟仿佛是我半生命运的谶语了。　　十九岁，我终于要离开这片生养我的，亦是困住我的土地了。临行前夜，母亲在油灯下为我缝补一件旧衫，针脚细密得像是要把所有的叮嘱都纳进去。父亲破天荒地给了我五块钱，卷成一个紧紧的筒子，塞在我手里，那纸币上还带着他汗液的咸湿气。他什么也没说，只拍了拍我的肩膀，手是粗粝的，力气很大，拍得我身子一歪。第二天清晨，我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踏着露水走了。没有回头。村口那棵大榕树，在晨雾里像一个沉默的巨人，垂着无数气根，仿佛要挽留什么，终究却什么也抓不住。　　去深圳的火车是绿皮子的，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各种体味、汗臭、劣质烟草的气味混杂着，发酵成一种难以形容的，关于“远方”的味道。我靠在一个角落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物，水田、丘陵、蕉林，一点点地退去，变得平坦，变得陌生。铁轨发出有节奏的“哐当”声，像一句永无休止的诘问。我不知道前方等着我的是什么，只觉得心里有一股蛮劲，推着我，非要在这庞大的、陌生的天地里，撞出一点属于自己的声响来。　　那时节，我还不叫周南渡。我还是周小四。一个从广西山里出来的，懵懂而又野性的少年，正一头撞向那个即将天翻地覆的年代。而深圳，那片当年的边陲之地，正像一个巨大的熔炉，冒着灼热的、诱人的、也暗藏毁灭的火焰。我，便是那无数扑火的飞蛾中，不起眼的一只了。　　这南下的火车，便是我周小四的坟墓，也是我周南渡的产床。只是那时，我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