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草木间 · 岂为论夙志

　　1915年2月，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由车云山采制的信阳毛尖以其外形美观，香气清高，滋味浓醇，独树一帜，获得普遍赞赏。据《信阳工商历史特产资料》记载：“1915年信阳毛尖经该会评判结果，颁给世界茶叶金质奖状与奖章”。当时的车云毛尖虽色泽鲜嫩，白毫遍布，香高味浓，但茶条尚不够细直。昔日的团茶不复存在，绿茶种类增多，茶社将信阳出产的茶叶统称为“烘青绿茶”，其中车云山、连云山、集云山、云雾山、天云山、黑龙潭、白龙潭出产的茶叶被称为“豫毛峰”，其它各地出产的茶叶被称为“豫毛青”。信阳茶的核心产区“两潭一寨五云山”，即黑龙潭、白龙潭、何家寨、车云山、连云山、集云山、云雾山、天云山，雏形初成。　　信阳茶山的茶籽引自六安，也有引自杭州，在信阳大山里种了百年，被风土同化，或又与古时遗留的当地品种杂交，逐渐变成人们说的“旱茶”、“本山茶”，《茶叶品种志》里也正式录为“信阳种”、“车云种”，完成了本土化的蜕变。信阳茶人在获金质奖章后大受鼓舞，他们纷纷开辟新茶园，扩建制茶作坊，改善茶叶加工技术，茶叶产量和质量短时期内得到极大的提升。　　明中期由徽州兴起的炒青法，传播四方，逐渐在各地发展出当地名品与独特的加工工艺。皖西一带，六安、霍山、舒城、桐城，均分杀青、炒青的生、熟二锅，用芒花、高粱、竹枝扎成小茶把子，代替只用手的操作，炒茶做形。“信阳毛尖”的名字来自其细圆紧直的外形，这种外形的形成又与信阳独特的炒茶工艺有密切关系。当时，车云茶社派人到名茶产区浙江西湖龙井和安徽六安，购买茶籽、观摩学习制茶方法。它借鉴了西湖龙井的“理条”手法和六安瓜片的“帚扫杀青”制法，形成了自已独特的风格。六安瓜片的鲜叶是单片，比较轻，所以六安瓜片的帚扫杀青所用茶把较轻而软。信阳毛尖鲜叶原料的芽头较多，相比较六安瓜片来说茶青较重。清代以前，在生锅中炒制茶叶时，信阳茶工双手各握一只用竹枝制作的小茶把同时操作，久之十分疲劳，难以长时间坚持。清末民初，车云茶社茶工吴彦远试用炒熟锅的大茶把代替小茶把炒“生锅”，两手同握一只大茶把，左右手重力互相交替，减短劳累，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炒出来的效果更好。这种方法被纷纷效仿，称“握把炒”。然而，这样炒出的茶叶茶条弯曲欠光润，于是茶工们又设法改进。1925年，车云茶社的唐会卿试用“散把”炒茶，茶条满锅散开不成团，茶条也较紧匀，但茶仍欠直，外形不够美观。　　信阳毛尖为细圆的条形茶，需要达到细圆紧直的效果。后来，吴彦远在用散把炒制过程中，加入了理条的操作。西湖龙井是扁形茶，理条过程中先压再理，重复进行以达到龙井的扁平油润及外形的一致性。于是在制作过程中不时用手抓起茶叶，观看炒制程度，同时把结成团块的茶叶撒开、甩出再炒，即抓条、甩条。如此反复，炒出的茶条比较紧、直，色泽也变得鲜绿光润。创新后的工艺使得茶条细园紧直，锋苗显露，外形更加美观，更令人喜爱，这也为“信阳毛尖”的独特制作工艺定了型。信阳毛尖制作工艺演变为竹枝大茶把，并加入龙井茶的抓条，自创甩条，只属于信阳茶的工艺，，最终形成较为成熟的“传统信阳毛尖炒制工艺”，并延续至今，有了毛尖汤清色绿，回味悠长的韵味。　　民国政府开始设立茶业公所，统筹茶叶生产。信阳民间开始广泛开山种茶，茶叶生产进入兴盛阶段，除了当时较为著名的“八大茶社”外，一些本地乡绅也积极开山种茶，如清末云南道台凌羽中告老还乡后，在潢川县带领农户发展家庭茶园，带动潢川茶叶兴起。随着“八大茶社”的建立，沉寂数百年的信阳茶文化快速复兴。一些茶社在信阳城内建立茶庄，专门销售本山出产的茶叶。在繁华的市中心，众多茶馆临街而立，为茶客提供高品质的水和茶，“浉河中心水，车云山上茶”就此传开。依河傍水的茶馆轩窗开阔，茶客冲茶小憩，扶窗看蓝天白云，俯首观浉河水韵，品茗下棋，不亦乐乎。“八大茶社”的崛起，为清末民初的信阳茶带来了短暂的复兴，茶叶的种植，也从县城附近山丘，延展到浉河西岸桐柏山系的大山里。　　河南在民国北洋政府初期，承续清末4个道台，按豫东（开封）、豫西（洛阳）、豫北（黄河北）、豫南（信阳）分四个区域，不称最高首长“道尹”而恢复唐代“观察使”官职。提学使裁撤后，陈善同因有“正三品”的衔级，1913年1月19日被外放任“豫西观察使”。这就相当于今天的“高官”外放“某某市长”实职。不过，陈善同赶上了“白朗起义”和“二次革命”，他一个文人不谙军事，很快就被边缘化了。　　1912年冬，白朗在豫西地区起事，劫富济贫，策应南方的反袁，很快发展到近万人。张镇芳系一无能之辈，无力镇压，坐失良机。表兄弟也不能例外，1914年2月张镇芳被袁世凯撤职，另派湖北都督段祺瑞兼领河南都督。白朗军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从豫西打到陕西、往南打到豫南，又从豫南打到安徽。段祺瑞作为袁世凯的陆军总长4月调回北京，张镇芳和段祺瑞打白朗都没有原任黄河北的总兵的赵倜出色。赵倜1913年9月由豫北地区调任河南护军使，主管全省军务。　　白朗主力进入陕甘后，赵倜率军尾追截堵，白朗军被逼入四川，遭川军阻击被迫返回河南，又被北洋军夹击，1914年8月溃败四散。赵倜任河南护军使时，段祺瑞的河南都督交由田文烈“兼护”。1914年平定白朗后，赵倜和田文烈颠倒了个个儿，赵倜由将军改任督军，田文烈由都督改兼将军。由此开始了赵倜8年河南土皇帝的统治，直到被冯玉祥赶走。　　而陈善同则不擅军事，多次呈辞获免，由“豫西观察使”回调省府开封。此后当选为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　　作为旧吏和技术范领导，新督军赵倜还是很看重他的，1918年3月陈善同始任河南省实业厅厅长。实业厅长任上，他创建了开封马道街劝业场；在河南各县大兴工业，引进美国棉种分给各县种植，以此解决良种和高品质原料问题；设置专门机构各道署“桑蚕局”“美棉收购总所”，派人传授技术技能；河南最早一批现代工业开始兴起，杞县、商城造棉厂和郑州豫丰纱厂相继建立；他作为文化人在专注实业的同时，还提议创办《实业日报》舆论支持工业振兴，抵御外资侵袭；创立“实业学堂”培养专门人才，为后续发展蓄力。　　1920年9月16日，陈善同调任河南省财政厅厅长。他又开始整顿全省厘税制度，清理原财长财厅账目，从而发现“枪价案”和豫泉官银“赈济案”，将之公诸于世。　　原本以为提其财长能为自己聚财敛财的赵倜，大为不满，加上陈善同又与此际高官张凤台联名签署批准教育经费独立预算，触动了赵倜的基本利益，赵倜便暗下挤兑之心。次年，国会选举时，陈善同为其弟弟陈善榘运动连任议员，结果被赵倜借故开缺。迫其辞去财政厅长专任河南河务局长兼河南通志局局长。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后赵倜兄弟在河南的统治瓦解，冯玉祥继任河南督军。冯玉祥没有在河南履任许久，就被调到北京任“陆军检阅使”。当时吴佩孚是“两湖巡阅使”，大本营驻军洛阳，河南亦是其禁脔。联冯驱赵后挤走冯玉祥，河南就直接在其治下了，他派其24师师长张福来就任“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顶替了冯玉祥。　　张福来对原任河南军政人员均无大的变动，高官仍是张凤台。原拟顶替陈善同的河南省黄河河务总局局长邓长耀是冯玉祥的人随冯去了北京，张凤台依然任用颇有人望的陈善同继任。　　在黄河河务局任上，陈善同萦绕于心的始终是黄河河道治理。他勤于修守防险，重视近代河工技术应用，他防汛防灾赈灾一体统筹，组织水文测量专业队；为河道工段增设电话、水文站；挤资金购置测量仪器，组织水文测量队，兴修沿河修汽车道与铺设轻便铁轨，使河南境黄河得以安澜。他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解决民工生活和劳力问题；赈济专款据实结算，尾款如数上缴，避免贪腐。但是在那个时代，陈善同不擅与官僚体系沆瀣一气，最得心应手的还应是在河南通志局局长任上著书立说上。河防之余，接续编纂前任吴永湘主编的《豫河志》初稿，于1923年付诸出版，后又呈准主编《豫河续志》，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成书，记述民国以来河南黄河的治理。他作序希望豫人要永矢勿忘先人治河恩泽，并揭露河工弊端，告诫后人要时刻警惕黄河潜在的危险。此外他留下的著作还有《樗园奏稿》4卷，及《春秋国际公约》《春秋集传例义辑要》《陈氏族谱》《先荆南公崇祀名宦乡贤录》等。　　1924年，冯玉祥和陕西陆军第1师长胡景翼、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趁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联手奉军掣肘打垮了曹锟、吴佩孚的直系政府。被扶持上去的段祺瑞临时执政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省“督办”取代了张福来。同时，孙岳也被任命为河南高官，取代了张凤台。孙岳不愿来河南，想任直隶督办。孙就派了自己的参谋长何遂代理河南高官。后来孙直隶督办未果，作为冯玉祥“国民军副总司令和第三军军长”的他率部东走，击败了奉系李景林部，还是就任了直隶督办兼高官。　　??随后而来的吴佩孚复起，直奉联手令冯玉祥国民军南口大败。胡景翼病死河南任上，其部下岳维峻接任。孙岳上海就医。何遂并未实任高官，后来任北京政府航空署长、国民军空军司令、北伐前黄埔军校“代校长”。　　吴佩孚重起后自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所讨之“贼”开始是冯玉祥，后来又是联合击冯的奉军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还有掣后的北伐军。给他打头阵收复河南的就是两员大将：靳云鹗和寇英杰。　　靳云鹗从鲁西南沿陇海铁路，寇英杰从鄂北沿京汉铁路，最后逼走岳维峻。靳云鹗一路顺风，寇英杰在信阳碰上蒋世杰硬是抗住过不去。最后寇绕道撇下信阳不管，才拿下郑州。可是吴佩孚任命寇英杰做了“河南督办”，却让靳云鹗做“河南高官”，靳云鹗不愿要这虚衔，拒辞不就。　　1926年12月，吴佩孚任命陈善同为河南高官。当时把控河南军务的是米振标父子，他们反对任命陈善同，把控着开封警备司令部和省会城防。陈善同前往省署就职，他们出动荷枪实弹的军警，封锁鼓楼街、后街至行宫角一带的街巷，设岗布哨严加盘查，禁止陈善同的就任车队通行，逼迫陈善同只得退回寓所。后来经河南商民调停，吴佩孚致电米振标严加申斥，陈善同才得以就职。但是，陈善同上任后即向吴提出“免收民间房钱一月，取消煤油特税，停止砍伐树木”等多项为民请命之求。慢说吴佩孚自顾不暇，就算有心也无力维护。兵荒马乱无所是从的情况下，陈善同根本无以施展，未满一年即挂冠而去。1931年，北伐战争基本尘埃落定。在经过北伐战争、国共合作破裂、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后，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的中国政府基本政局稳定后，陈善同离开开封回到信阳。　　那一年，陈善同55岁，他民国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河南高官。高官任上他只做了6个月，冯玉祥接了他的班。　　回到信阳的陈善同是信阳循正统出身的本地耆宿，以陈家在信阳的繁盛和如今陈善同的身份地位，立即受到老家乡亲和地方的重视。陈善同寓居故乡后，致力于地方公益，不辞辛劳积极参与地方建设，热心从事乡土事业，曾担任信阳城建修筑委员会干事长，积极为信阳修复战争破坏的城垣市井服务。他还担任信阳防疫委员会、水灾赈济委员会、慈善委员会的职务，面对地方不平事他仗义执言；面对穷困败落他力主公平善意；面对缺医少药他首创巡回医疗。他曾争锋相对反对外人强占公地，精明强悍逼迫停止勒索百姓，受到地方和乡里尊敬。　　虽面临日寇从满洲觊觎中国全境的虎视眈眈，但是自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政府的天下大致稳定。于是出现了民国以来又一番修志热潮，各省因纂修省志的需要而纷纷成立“通志馆”，延聘专门人才，形成了政府主导，学者篡修、社会各界主动参与，多方积极协助的修志格局。全中国到30年代共成立了21个省级通志馆、南京、上海2个市级通志馆。　　南京政府1929年12月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就方志的机构、纲目、取材范围、类目设置、内容取舍、文字书写和印刷装订、出版等多做出了具体要求。20世纪30年代前后全国有458部方志纂修刊印，形成了民国修志最繁盛的一段时期。　　陈善同作为诗书世家、又是官宦出身，有深厚的儒学功底和撰述功力，对地方建设富有热情，对乡梓故里充满感情。因此，信阳的志书修纂由他挂帅牵头名至实归，地方政府和乡里士绅、地方闻达俱推荐他担纲主持。陈善同为重修信阳地方史志，苦心孤诣地组织班底分工协作，遍览信阳可以搜集到的历史典籍，焚膏继晷不休不眠考证编纂。他网罗闻名中原的地方巨儒共同加盟，使得纂修基础力量的学术功底空前厚实。地方名宿和官府筹资拨款相助，社会各界倾心协力共襄此举。从他退职返抵信阳伊始就开始收集资料，整理修订信阳县志作为他返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