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轨夫人 · 第二十二章窗棂

　　没有人不知道，曾经，黎磊是柳莺的头号粉丝。　　那时候柳莺家在新华书店楼上。窗台上22摄氏度的微风吹进来，这样的微风拂过柳莺的面颊，柳莺在窗前种着一盆地雷花。　　地雷花种在花盆里，平凡而好看，主要是土壤很多，在红砖色的花盆里长出一丛一丛的紫红色的花蕾。地雷花的种子呈颗粒状和黑色，像小小的硬种子一样结在硬的夹层里。这种子没有成熟的时候是绿色的，成熟后就变成黑色。　　这花的种子成熟了后散落在地上。有些被十五岁的柳莺拾起。柳莺将这些地雷花的种子拾起后收集在小瓶子里，或者是自己吃的柠檬糖的盒子里。这柠檬糖来自同仁堂冻干柠檬片。　　十五岁的柳莺嚼着这些柠檬片，三点的时候黎磊会一起来和她去上学，从新华书店走到学校要半个小时，三点半就到校了。　　黎磊总是脉脉地看着柳莺，但是柳莺并不感冒。柳莺的不感冒在于年龄太小，少不更事。高考就在眼前。　　黎磊送给柳莺一个水晶苹果，马上被班主任知道了。班主任对柳莺说：“千万不要吃青苹果。”柳莺心里有数，她一般不会出这种问题。高中毕业的时候她收了毕业证，就躲进有新华书店的夏天里去了。　　然后就是时光飞逝的大学四年。　　在通县的转角，鸡蛋灌饼、烤肉、书包、食堂、很多美好的事物在街角。街角总有特殊的味道。对面相隔一条街就是传媒大学。　　传媒大学门口的烧烤总是很好吃。　　柳莺大学基本全部和张秋、如如、紫苏、冯雪度过。　　大学的最后一年在西班牙交换时候，她才认识了来自浙江丽水青田的Ling Ling. 　　在西班牙，有名的大学多如牛毛。人们听说过的就有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自治大学、Carlos III大学、Juan Carlos大学、马德里理工大学、阿尔卡拉大学、马德里欧洲大学、内布里哈大学、卡米亚斯天主教大学等等。当然还有柳莺所在的纪念大学。马德里的建筑风格是这样正统，一般是象牙白的天主教拜占庭式的圆形层楼城堡，既不黑哥特，也不东正。柳莺从这些美丽的城池走过。这是波旁王朝的中心。　　如果去巴塞罗那，就见到安东尼高迪的那座著名的修了几百年还没完工的教堂，圣家堂（Basílica i Temple Expiatori de la Sagrada Família），瓦伦西亚是海、塞维利亚是城堡，萨拉戈萨很多穆斯林，马拉加有海岸线，帕尔马有群岛和小城市。在这半年的学习生活中，柳莺早就过了C-1.除了足球没看，全都逛了一遍，柳莺想。　　这时候，黎磊正在香港水深火热的考法律资格考试中。　　如果想到黎磊，似乎就像两个城市一样。柳莺和黎磊有什么吗，好像有点又似乎没那么明显。但朋友们和同学们都从那点旁逸斜出的火花里见识到了一种化学反应。但只有两年的匆匆而过，黎磊就去了香港。　　香港是一个和马德里一点也不同的城市。　　黎磊在那里读了硕士，他租了房，住在5630港币每月的只有六平米的房屋里，但人们大抵是友好的，只是匆匆而过的幽深的过道，冷峻而防备的眼神和极度高密度的住宅不断地提醒他，这里是香港。　　香港一度是黎磊最爱的城市，武汉学院毕业后，他就一直想去香港。香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幼年武打片的圣地，有成龙Jackie Chan，有《甜蜜蜜》里面的张曼玉黎明曾志伟和米老鼠，有《重庆森林》里面的失恋的警察与神秘女杀手一段都市邂逅以及巡警663与快餐店女孩的爱情故事。有荷里活道。谁会不知道荷里活道，柳莺最喜欢的就是那些文玩物件，而荷里活道就是闻名遐迩的古董街。　　对于柳莺来说，同一个意象，“荷李活道”是香港的一条街道，也许还有一点点黎磊喜欢的城市呈现出来黎磊的不羁和青年反叛。柳莺一直觉得黎磊是个有点不太靠谱的文青。“我需要的是能够承担责任的少年气的daddy，而不是一个带手串的文艺青年！”柳莺似乎曾经对黎磊这么说过。搞得黎磊有点伤心。　　但是对黎磊来说，“荷李活道”是代表古玩街道，代表物件，代表类似潘家园的一条街道。　　因为黎磊真的去过而且就住在荷李活道旁边。荷李活道一带种植榕叶冬青，绿叶红果，相映成趣。港人每到此，见之冬青都会用英语惊喜的喊道：Hollywood，当说得人多了，这条街道也顺其然被命名为“Hollywood Road”，中文则音译为“荷李活道”。这个名字就这样由此流传开。而和它之名字同样充满神秘内质的，则是这里聚集的数百家古董店，在上世纪70、80年代，可以说，它们成就了香港艺术品市场的顶峰，当然，很多世界级藏家，一开始也是在这里韬光养晦，直到最后练就出一双金睛火眼，并成就显赫声名。而在海外，它甚至被推崇为“一辈子必须走一趟的街道”。　　香港荷李活道和BJ的潘家园一衣带水，内地著名的藏家仇焱之、张宗宪、杨永德、赵从衍、徐展堂、罗桂祥、叶承耀、陈裕铿、翟建民……等等也都在这条道上逡巡。很多汉地的古玩珍宝从这里流入海外。　　当然，荷里活道最一开始，并不是注定要成为大藏家诞生地。它最早出现于1844年，当时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其周边布满了中国人居住的小村落，为了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态，当地人们就开始变卖玉器和古董。一个多世纪后，香港古玩市场开始渐渐崭露头角。而此时的内地，年久的战乱，飘忽不定的时局，让大批拥有财富的资本家和古董商人不得不纷纷南下香港，比如著名古董商仇焱之先生，在1949年结束了上海的业务，到香港继续经营古陶瓷。　　北平大藏家郭葆昌虽在1942年去世，但他的大量藏品也在此时经由其儿子郭昭骏带往香港，其中就包括了乾隆“三希堂”里的二希——《中秋帖》和《伯远帖》。再到上世纪70年代，香港股市掀起狂潮，经济起飞，诞生了一批有闲有钱的收藏家。加之1976后，内地文物艺术品交易被放开，大量文物通过民间交易或走私的渠道涌入荷里活道，香港顺势成为中国文物的交易、集散中心。随着文物艺术品收藏和鉴赏活动在香港渐成时尚，文化名流、企业家、医生、艺术家纷纷加盟，应运而生出香港两大收藏团体，即“敏求精舍”和“求知雅集”，这两大团体网罗的收藏大家，可以说，成为香港古玩市场的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