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80年代：从赶海开始 · 野菊花

　　我在里面待了六个月。　　六个月，一百八十多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得能让你把前半辈子的事翻来覆去想八百遍，短得又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快得你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站在外面了。　　走出来那天，是个阴天。　　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像要下雨又下不来的样子。我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泥土味儿，有柴火味儿，有炊烟味儿。这些味儿，六个月前闻着鼻子发酸，现在闻着，还是鼻子发酸。　　刘衡在门口等我。　　他还是那样，膀大腰圆的一坨，系着那条胶皮围裙，围裙上还是有干了的血点子。看见我出来，他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遍——从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到裤腿上溅着的黄泥点子，到脚上那双解放鞋改的拖鞋。　　打量完了，他说：　　“走吧。” 　　我跟在他后头，往镇子走。　　走了一会儿，我开口了：“刘大壮咋样了？” 　　他没回头，说：“没死。” 　　“那就好。” 　　他又说：“但也废了。” 　　我没说话。　　走着走着，他又说：“刘姥姥那案子，判了。她和她那俩儿子，都进去了。” 　　我愣了一下。　　“进去了？” 　　“嗯，”他说，“私闯民宅，故意伤害，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够他们待几年的。” 　　我站在路上，站住了。　　他也站住，回头看着我。　　“你没想到？” 　　我摇了摇头。　　他看着我，那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看我，要么像看愣头青，要么像看能跟他平起平坐的人。现在，他看我像看…… 　　像看一个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人。　　他走过来，在我旁边蹲下。　　我也蹲下。　　两个人蹲在路边，他掏出烟，递给我一根。我接过来，点上。抽了一口，呛得咳嗽。　　他看着我咳，也不笑，就说：“半年没抽了？” 　　“嗯。” 　　他从口袋里又掏出个东西，递给我。　　那把刀。　　刀刃擦得干干净净的，木头刀把握得发亮。　　我接过来，拿在手里，看了半天。　　他说：“这是你的，还你。” 　　我看着那把刀，看着看着，笑了。　　笑完了，我把刀往地上一插，插进泥里，插得直直的。　　“留着吧，”我说，“我用不着了。” 　　他看着我，眼睛眯起来，眯成一条缝。那缝里头，有东西在转。　　转了一会儿，他点了点头，把刀拔起来，收进口袋里。　　然后两个人继续蹲着，抽烟。　　抽完了，站起来，继续走。　　走到镇子口，我停住了。　　林小满站在那儿。　　她穿着那件浅蓝色碎花衣裳，站在路中间，像一株墙根的野菊花。六个月没见，她瘦了，脸更白了，但眼睛还是那样，亮亮的，像两汪水。　　我走过去，站在她面前。　　她看着我，嘴唇抿了抿，把话在嘴里过了一遍筛子，然后说：　　“回来了？” 　　“回来了。” 　　她低下头，手攥着衣角，攥得紧紧的。攥了半天，她从身后拿出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本书。　　封面花花绿绿的，印着几个字——我没看清是什么，光顾着看她了。　　她把书往我手里一塞，说：　　“出版了。” 　　我愣住了。　　低头看那本书——封面上印着个名字，不是她的名字，是个笔名，叫“小满”。书名是三个字，《野菊花》。　　我翻开。　　里头那些字，一笔一划的，我认得。是她的日记。是那个本子里写的东西。现在变成铅字了，印在纸上，一页一页的，厚厚一本。　　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站在那儿，手还在攥着衣角，攥得发白。眼眶红了，但没哭。　　“你……寄给出版社了？”我问。　　她点了点头。　　“他们……要了？” 　　她又点了点头。　　我看着那本书，看了很久。　　然后我笑了。　　她也笑了。　　那笑，跟六个月前在她家门口那个笑一样——眼睛弯弯的，像月亮。　　刘衡在旁边咳了一声，说：“我先走了。” 　　他走了。　　剩下我们俩，站在镇子口，站在灰蒙蒙的天底下。　　站了一会儿，她开口了：　　“你妈……在家等你。” 　　我点了点头。　　她又说：“陈旭东……回来了。” 　　我心里咚地跳了一下。　　“回来了？” 　　“嗯，”她说，“上个月回来的。听说你的事，他说等你出来，他要见你。” 　　我把那本书收好，往怀里一揣。　　“走吧，”我说，“回家。” 　　回到家，王桂芬正蹲在灶台边上择菜。　　她听见动静，抬起头。　　看见我的时候，她手里的菜掉地上了。　　她就那么坐着，看着我，眼睛瞪得老大，嘴张着，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手开始在围裙上搓，搓一下，搓一下，搓得指节发红。　　我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来。　　“回来了。”我说。　　她点了点头，眼眶红了。　　我看着她——六个月没见，她老了不少。头发白了更多，脸上的皱纹也深了，手比之前更粗更裂。但那双眼睛，还是那样，看着我的时候，里头有光。　　我说：“妈。” 　　她愣了一下。　　然后眼泪下来了。　　我没说话，就蹲在那儿，等她哭完。　　她哭了一会儿，用围裙擦了擦脸，站起来，说：　　“做饭。” 　　那天晚上，我去了陈旭东家。　　他还是住那间小屋。门口那堆破烂又堆起来了——破筐子、烂木头、几个锈得不成样的铁桶。他坐在门口，手里拿着本书，凑得很近在看。　　我走过去，他抬起头，看见我，把书合上。　　他看着我。　　我看着他。　　他还穿着那件旧军装，还是那条灰涤纶裤，还是那双补丁摞补丁的黑皮鞋——但那双鞋，比之前更破了，鞋底快磨没了，鞋面裂了好几道口子，拿麻绳绑着才能穿。　　他先开口了，带着点自嘲的笑：　　“咱就是个粗人，出门也没混出个样来。” 　　我蹲下来。　　他也蹲下来。　　两个人蹲在他家门口，他掏出烟，递给我一根。我接过来，点上。抽了一口，这回没咳嗽。　　他看着我，说：“六个月，熬过来了？” 　　“嗯。” 　　他点了点头，没再问。　　我看着他，说：“你去哪儿了？” 　　他抽了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往天上飘，飘着飘着散了。散了之后，他才开口：　　“去了省城。” 　　“干啥？” 　　“找那个……那个我小时候见过一面的亲戚。” 　　我愣了一下。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点自嘲，也带着点别的什么——我看懂了，那不是难过，是放下。　　“没找到？”我问。　　“找到了，”他说，“但人家不认识我。” 　　他不说话了。　　我也不说话。　　两个人蹲在那儿，抽烟。　　抽完了，他把烟头扔地上，用脚碾灭——碾之前还用鞋底蹭了两下，他那双鞋已经蹭不出亮了，麻绳绑着的地方一蹭就晃。　　“那二十几封信，”他说，“我烧了。但那些信里写的人，我还想去看看。就去了。” 　　“然后呢？” 　　“然后……”他顿了顿，“然后就回来了。” 　　我看着他那双鞋，看了几秒，说：　　“你那鞋，该换了。”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看着那双补丁摞补丁、麻绳绑麻绳的皮鞋，看了半天，抬起头，笑了。　　“换啥，”他说，“穿惯了。” 　　我也笑了。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走吧，进屋坐。” 　　我跟着他进去。　　屋里还是那样，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但墙角多了个东西——一个木箱子，打开着，里头空空的。　　他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说：“那二十几封信，就烧在这儿。” 　　我没说话。　　他走到墙角，把木箱子合上，踢到一边。然后从床底下拿出瓶酒，倒了两个半碗。　　酒是白的，烈，一闻就知道是自己烧的。　　他端起碗，说：“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