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升 · 在时代舞台上绽放的民间光芒

　　　　傍晚六点，县城老剧院的后台像个沸腾的蜂窝。五十岁的张桂兰踩着红绣鞋，正给十六岁的林晓雅系水袖结，指尖划过女孩胳膊上的淤青——那是练卧鱼动作时磕在舞台角上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张桂兰拍了拍她的后背，“今晚县长来看戏，咱‘星火’的牌子不能砸。” 　　幕布缝隙里，三十多个演员正在候场，有头发花白的退休教师，有刚放学的中学生，还有开杂货铺的老板娘。他们身上的戏服新旧不一，有的镶着发亮的水钻，有的浆洗得发白，但每个人眼里都闪着一样的光。这就是星火艺术团，一个在鲁西南县城里扎根了三十年的民间剧团。　　1993年的冬天，张桂兰还是乡文化站的临时工。那天她去村里收农业税，听见麦秸垛后面传来咿咿呀呀的唱腔。扒开麦秸一看，五个老头正围着一盏煤油灯唱戏，冻裂的手指捏着自制的马鞭，哈出的白气混着戏文飘在风里。　　“是豫东调《穆桂英挂帅》，”领头的老艺人王瞎子，其实不瞎，只是眼神不好，“以前村里有戏班，解散二十年了，手痒得慌。”张桂兰蹲在旁边听了半宿，回家后翻出母亲留下的花旦戏服，那是1958年县豫剧团的演出服，领口都磨破了。　　第二年春天，星火艺术团正式成立，成员八个，最大的六十岁，最小的就是二十岁的张桂兰。没有场地，就在乡文化站的仓库排练，地上铺着化肥袋当地毯；没有乐器，王瞎子把家里的破二胡修了修，会计老李贡献出女儿的电子琴；没钱买油彩，就用胭脂和锅底灰代替。　　第一次演出是在邻村的庙会。戏台是临时搭的木板台，刚唱到穆桂英出征，突然下起大雨。观众跑了一半，演员们却在雨里接着唱，水袖吸了水变得沉甸甸的，戏服淋得透湿，贴在身上冰凉。王瞎子的胡子被雨水冲掉了一半，还照样抖着嗓子唱：“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散场后，村长塞给他们一筐鸡蛋：“我爹当年是戏班的鼓师，说你们有当年的劲儿。”张桂兰把鸡蛋分给大家，自己留了个最破的，在衣襟上擦了擦，咬开一个小口，热乎的蛋液流进嘴里，混着雨水的味道，竟比蜜还甜。　　1998年，星火艺术团第一次进县城演出。剧院的经理看他们穿着打补丁的戏服，皱着眉说：“先试演一场，卖不出票就走人。”张桂兰咬着牙，把准备给儿子交学费的钱拿出来，买了新油彩和头面，又请县豫剧团的退休老团长来指点。　　试演那天，台下坐了不到三十人，大多是来看热闹的老人。演到《花木兰》“刘大哥讲话理太偏”，台下突然有人喊：“这不是桂兰吗？你娘当年演这出戏，比你还俊！”张桂兰心里一热，差点忘了词——喊她的是父亲的老战友，母亲当年确实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可惜在1970年剧团解散后，就再也没登过台。　　那场戏演完，老团长拉着她的手说：“身段不错，就是眼神缺了点东西。唱戏不是唱调，是唱心。”张桂兰把这话刻在心里，每天对着镜子练眼神，高兴时的眼波流转，悲愤时的怒目圆睁，连吃饭时都对着筷子练挑眉。　　剧团最难的时候是2003年。非典期间不准聚集，演出全停了，团员们几个月没收入，有人提出散伙。张桂兰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做工作，到王瞎子家时，老头正坐在门槛上擦二胡，琴筒上的漆都掉光了。“桂兰啊，戏班就像这二胡，弦断了能接，心散了就真完了。” 　　那年秋天，非典过去，他们在县城广场搞了场“感恩演出”。免费看戏的人排到了街角，有个瘫痪在床的老太太，让儿子用三轮车拉着来，说就想听一段《清风亭》。当张桂兰唱到“十三年含辛茹苦把儿养”，老太太突然哭了，说想起了自己早逝的儿子。　　演出结束后，观众往台上扔零钱，一角的、五角的，还有皱巴巴的一元纸币。张桂兰蹲在台上捡，眼泪掉在钱上，把纸币洇得更皱了。她知道，这些钱不是赏钱，是老百姓把他们当自家人。　　2010年，电视选秀节目火了，县城里的年轻人都忙着看《中国达人秀》，来看戏曲演出的人越来越少。有次在乡镇演出，台下只有五个老头，还都睡着了三个。　　王瞎子叹着气说：“老戏没人看了，咱这团，怕是撑不住了。”张桂兰却不认输，她带着团员去县城的中学演出，演简化版的《花木兰》，加了现代舞的动作，还让学生上台互动。没想到反响特别好，有个初二女生追着问：“桂兰老师，水袖怎么甩才能像蝴蝶飞？” 　　这启发了张桂兰：老戏要活下去，得懂年轻人的心思。她开始改编传统剧目，在《白蛇传》里加了rap念白，用古筝弹《青花瓷》伴奏《穆桂英》，甚至排了个环保主题的现代小戏《垃圾分分类》，演员穿着用废品做的戏服，在台上又唱又跳。　　争议也跟着来。老团员骂她“瞎胡闹”，把老祖宗的东西改得面目全非。王瞎子气得三天没上排练场，说：“戏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是让你拿来耍猴的！”张桂兰提着两瓶好酒去看他，在炕边坐了半夜：“叔，咱不改，年轻人就不来看；没人看，这戏就真死了。您看这酒，还是粮食酿的，但装在新瓶子里，喝的人不就多了？” 　　王瞎子没说话，第二天却拿着改好的《朝阳沟》唱词来了——他把“上山下乡”的词，改成了“乡村振兴”。　　最险的一次是参加省民间剧团大赛。他们排的《焦裕禄》，张桂兰演焦裕禄的妻子，没有华丽的唱腔，全是生活化的对白。临上场前，伴奏老师突然怯场：“咱这戏没高腔，评委能喜欢吗？”张桂兰看着后台镜子里的自己，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说：“评委喜不喜欢不重要，咱演的是人心，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结果他们拿了金奖。评委说：“这戏没炫技，却把人心演活了。”下台时，一个七十岁的老观众拉着张桂兰的手哭：“我见过焦书记，就像你演的这样，穿着布鞋，裤脚沾着泥。” 　　艺术团的成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有人因为孩子上学离开，有人因为身体不好退出，但总有人来。开杂货铺的李嫂，丈夫车祸去世后，是剧团的姐妹凑钱帮她还清了债务；中学生林晓雅，父母离异后性格孤僻，来剧团练戏半年，脸上终于有了笑容；退休教师周老师，教团员们认字、记唱词，自己却偷偷在排练本上标拼音——他有轻度白内障，怕人知道。　　张桂兰自己的日子也不容易。丈夫在2015年得了尿毒症，每周三次透析，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她白天在剧团排练，晚上去夜市摆摊卖袜子，凌晨三点才回家，给丈夫擦洗身子，五点又起来熬药。有次在夜市被城管追，她抱着袜子跑，鞋跟都跑掉了，坐在路边哭了十分钟，又捡起鞋，一瘸一拐地往家走——明天还要排练，不能耽误。　　团员们想凑钱帮她，她坚决不要：“剧团的钱要留着买新戏服，我这日子，能过。”但她知道，大家都在偷偷帮她——李嫂总说“进货多进了”，塞给她一大包袜子；周老师把孙女的旧衣服改改，说是“给你儿子穿正好”；林晓雅的妈妈，在医院当护工，每次丈夫透析都来帮忙盯着。　　去年冬天，丈夫去世了。出殡那天，艺术团的人全来了，穿着素色衣服，在灵前唱了段《哭七关》，没有伴奏，清唱，调子悲得像结了冰的河水。张桂兰跪在灵前，眼泪掉在地上，却没哭出声——她知道，丈夫最想看她在台上的样子，不想让他看见自己哭。　　今年春天，星火艺术团搬进了新排练场——县文旅局给他们拨了专款，把老剧院的后台翻新了，铺了木地板，装了镜子墙，还配了新的音响设备。墙上挂着三十年的老照片：1994年在麦场演出的黑白照，2005年庙会演出的彩色照，2018年去敬老院慰问的合影……最新的一张，是林晓雅他们几个年轻人，穿着汉服唱《新贵妃醉酒》。　　王瞎子已经八十岁了，耳朵背了，不能上台拉二胡，就在后台给演员们递水、叠戏服。他总爱摸那把修了无数次的二胡，说：“这琴跟人一样，得天天摸，越摸越有劲儿。” 　　林晓雅考上了省艺术学院，是星火艺术团第一个考上专业院校的。临走前，她给张桂兰磕了三个头：“老师，我学了本事就回来，跟您一起把戏唱下去。”张桂兰把母亲留下的那身戏服送给她：“到了新地方，别丢了根。咱是民间剧团出来的，根在老百姓心里。” 　　现在，星火艺术团有了自己的抖音账号，林晓雅在学校帮他们运营，发布排练花絮和演出片段。有段张桂兰演的《穆桂英》，配的背景音乐是《孤勇者》，点赞量破了百万。评论里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又土又潮！” 　　傍晚的排练场，张桂兰正教几个刚入团的小学生甩水袖。夕阳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水袖在空中划出弧线，像一群展翅的蝴蝶。隔壁传来王瞎子哼的《朝阳沟》，还是那熟悉的调子，只是词换了新的：“咱农村，新气象，处处都是好风光……” 　　张桂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鬓角已经有了白发，但眼神里的光，还像三十年前在仓库排练时那样亮。她知道，戏台有大小，观众有多寡，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听、愿意唱，这戏就永远不会落幕。　　幕布缓缓拉开，今晚的演出开始了。聚光灯打在舞台中央，张桂兰穿着新做的戏服，深吸一口气，开口唱道：“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台下掌声雷动，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举着手机录像的年轻人，还有被父母抱在怀里的孩子。　　张桂兰的目光扫过台下，像是看到了三十年前雨里看戏的村民，看到了夜市上帮她捡袜子的姐妹，看到了灵前陪她唱戏的团员。她微微一笑，水袖一甩，在聚光灯下，活成了舞台上最亮的那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