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的心事 · 冰冷的家与喧嚣的狗场

　　九十年代初的南方小城，空气里常年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混合着陈旧楼房和工业尘埃的味道。方向就出生在这里，一个由特殊经纬线编织成的家庭。　　他的家，与其说是一个港湾，不如说更像一个功能分区明确的宿舍。父亲方建国，是市里老牌电子厂的一名技术工人。这份工作，在当年意味着铁饭碗、固定工资，以及退休后能稳稳拿到手的退休金，是许多人眼里的“好工作”。但对于方向来说，父亲更像一个沉默的符号。方建国是二婚，前妻留下了一个儿子，比方向大不少，早已离家独立。对于方向和他姐姐方萍这两个现任妻子生的孩子，方建国似乎总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他下班回家，常带着一身机油和金属的冷冽气味，话极少，眼神也极少落在孩子们身上。他的世界仿佛只有厂里轰鸣的机器和手中那份能保障未来的工资单。父子间的交流，往往仅限于饭桌上几句关于“吃饭”、“作业”的简短指令，冰冷得像车间里淬火的零件。　　母亲李桂芬，是头婚嫁给了二婚的方建国。年轻时，她像许多没有固定工作的妇女一样，什么活计都干过，缝纫、摆摊、帮厨……直到方向入伍前后那几年，家里靠着祖辈留下的几块地被开发商征用，换来了五套位置不算顶好但也足够让人眼红的房子。这笔“横财”本该让生活轻松起来，但方向家的日子，却朝着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滑去。　　李桂芬的心，被另一种“事业”填满了——救助流浪狗。　　起初只是心软收留了一两只小区里脏兮兮的可怜虫。但很快，三四只变成了十几只，家里、楼道都容不下了，邻居们的投诉像雪花一样飞来。李桂芬的应对方式不是放弃，而是更决绝地投入。她在靠近市郊的地方租下了一块荒地，用补偿款的一部分搭建起简陋的棚舍，把她的“毛孩子们”都迁了过去。这个被邻里戏称为“李桂芬狗场”的地方，迅速膨胀，狗的数量逼近了三位数。　　方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家里总是空荡荡的。父亲在厂里，母亲不是在为狗场奔波（买便宜的鸡架、玉米面，联系兽医，打扫卫生），就是在为数不多的回家时间里，絮叨着哪只狗病了、哪只狗打架受伤了、救助站的人多么不靠谱、开销多么巨大。她的眉头总是紧锁着，眼里盛满了对那些流浪生命的焦虑和执着，却很少有空隙留给自己的孩子。　　“方向，自己把饭热一热，锅里还有早上剩的粥。”这是母亲出门前最常说的话。小小的方向，早早就学会了踩着小板凳够灶台，学会了在空荡荡的家里自己和自己玩。母亲的爱，像她匆匆的背影，粗糙而遥远。她不是不爱孩子，只是她的精力和热情，绝大部分都被狗场那个喧嚣而沉重的世界吸走了。抚养的责任，在日复一日的“自己搞定”中，变得稀薄而模糊。　　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父亲的工资和几套房的微薄租金。母亲狗场的开销像个无底洞，饲料、疫苗、医药费、场地租金……“救助”的名头听着高尚，但真正愿意出钱出力的人凤毛麟角，大部分担子，都沉沉地压在了李桂芬，或者说，压在了这个家庭的肩膀上。家里的气氛因此时常凝滞，父母间关于钱的低声争执，是方向童年记忆里挥之不去的背景音。　　初中毕业，成绩平平的方向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继续读高中？他看不到意义，也感觉不到家里有那份支撑他“深造”的热切。父亲的态度是：能读就读，不能读就早点出来干活。母亲的心思全在狗场，只含糊地说：“你自己看着办。” 　　十五岁的方向，带着一种少年人特有的、混合着迷茫和赌气的决绝，把书包往家里角落一扔，一头扎进了社会。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老旧的国营宾馆当服务生，端茶倒水，打扫房间。稚嫩的肩膀开始扛起生活的分量。　　然而，社会的风言风语比他端过的盘子更沉重地砸向他。　　“看，方家那小子，才多大点就不念书了，去宾馆伺候人！” 　　“啧啧，老方家条件也不差啊，有房子，老方还有退休金，怎么让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受苦？” 　　“听说他妈心思都在那些狗身上，哪顾得上孩子哟！这孩子，怕是废了……” 　　“电子厂老方的儿子在当服务员？哎哟，这以后可怎么办……” 　　邻居大妈们扎堆闲聊时“无意”飘过来的话，像一根根细小的针，密密地扎在方向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上。他沉默地听着，低着头快步走过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巷口，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父亲“电子厂工人”的身份，此刻非但不是荣耀，反而成了映衬他“没出息”的反光板。那句“电子厂老方的儿子在当服务员”，成了压垮他少年意气的最后一根稻草。　　凭什么？凭什么他就该被人这样指指点点？凭什么他就该是那个“没出息”、“废了”的孩子？　　一股灼热的不甘和强烈的证明欲，在他胸腔里疯狂燃烧。他需要一个出口，一个能狠狠堵住那些闲言碎语，一个能让他挺直脊梁的机会！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念头，在他被流言蜚语灼伤的心里，破土而出。　　他，方向，要争这口气！他要走一条让所有人都闭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