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墙上的鱼 · 第十三章：消失

　　1990年3月，柏林　　英格丽德第一次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那是3月18日，东德第一次自由选举的日子。她投票的地方在社区活动中心，以前开过会，发过配给本，贴过学习材料。她去过很多次，闭着眼睛都能找到。　　但那天推开门，她愣住了。　　屋里全是人。不是排队的那种人，是站着、坐着、走来走去的那种人。有人在发传单，有人在贴海报，有人在争论什么，争得脸红脖子粗。墙上贴满了东西，红的黄的蓝的，各种颜色，各种字，她看不过来。　　她站在门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一个年轻人走过来，笑着问：“您好，第一次来投票吗？需要帮助吗？” 　　她点点头。　　年轻人把她带到一张桌子前，指着那张长长的选票，解释上面那些名字都是什么意思。这个党，那个党，这个联盟，那个联盟。她听着，像听天书。　　最后她选了一个。不是因为她懂，是因为那个名字她认识——一个老牧师，天天在电视上说话，说要团结，要和平，要好好过日子。　　她把选票折好，投进那个透明的箱子里。　　走出门的时候，太阳很亮，晃得她眯起眼睛。她站在门口，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海报，看着那堵已经满是洞的墙。　　她突然想不起来，四十年前第一次投票的时候，投的是什么。　　那时候没有这么多选项。只有一张票，一个名字，一个红色的箱子。你投进去，出来，就完了。　　现在不一样了。　　她不知道哪样更好。　　弗里茨那天没去投票。　　他坐在家里，对着窗外的泡桐树发呆。树还是那棵树，光秃秃的，等着春天。但他已经不是那个他了。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　　去年11月之后，营房就乱了。先是命令变来变去，今天警戒，明天撤防，后天又警戒。然后是人员越来越少，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两个，后天走一群。再然后是他自己，被通知“暂时待岗，等候通知”。　　他等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没人通知他。　　他去问过，办公室的人说“正在研究”，说“改革阶段，一切都在变”，说“您先回去等消息”。他回去等，继续等，等到现在。　　那身制服还挂在门后的钩子上，和父亲的旧大衣挨在一起。他每天看着它，不知道自己还穿不穿它，还该不该穿它，还算不算穿过它。　　门开了，埃里希走进来。他走得很慢，扶着墙，一步一步。九十一岁了，越来越慢，越来越瘦，但那两只眼睛还是亮的。　　“没去投票？”他问。　　“没去。” 　　埃里希在他旁边坐下。两个男人并排坐着，对着窗外那棵泡桐树，谁也不说话。　　过了很久，埃里希开口：“我去了。” 　　弗里茨转过头，看着他。　　“你去了？” 　　“去了。”埃里希点点头，“八十九年了，头一回投真的票。” 　　“投给谁了？” 　　埃里希想了想，笑了。“忘了。就是想去投一下。看看是什么感觉。” 　　弗里茨没说话。　　埃里希看着窗外那棵树，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枝丫。　　“什么感觉？”弗里茨问。　　“奇怪。”埃里希说，“以前都是他们告诉我投谁。现在让我自己选，反而不知道选谁了。” 　　他转过头，看着儿子。　　“弗里茨，你说，一个国家没了，人还在。人还在，日子还得过。怎么过？” 　　弗里茨不知道。　　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汉娜从西边回来的时候，带了很多东西。　　吃的，穿的，用的，大包小包，堆了一地。英格丽德看着那些东西，眼睛都直了。真正的咖啡，真正的巧克力，真正的香蕉，还有她从来没见过的东西——那种叫“酸奶”的，装在塑料盒里，上面印着水果。　　“妈，你尝尝这个。”汉娜把一盒酸奶递给她。　　英格丽德接过来，看了看，闻了闻，用小勺挖了一点放进嘴里。酸酸的，甜甜的，凉凉的，和她吃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　　“好吃吗？” 　　英格丽德点点头。她又挖了一勺，递给弗里茨。弗里茨接过去，尝了尝，也点点头。　　汉娜又拿出几件衣服，给母亲和父亲试。英格丽德穿上一件红色的毛衣，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她已经很多年没穿过红色的衣服了。那些年，衣服都是灰的，蓝的，黑的，偶尔有一点暗红，也是那种快变成褐色的红。　　这件是真正的红，红得像她年轻时候穿过的那种。　　“好看。”汉娜说。　　英格丽德看着镜子里那个人，那个穿着红毛衣的人。那个人有点陌生，头发白了，脸上全是皱纹，但穿着那件红毛衣，好像又年轻了一点。　　“多少钱？”她问。　　“妈，你别管多少钱。” 　　英格丽德没再问。她脱下红毛衣，小心地叠好，放进柜子里。　　等过几天穿，她想。等个特别的日子。　　埃里希没看那些东西。他坐在暖气片旁边，把耳朵贴在上面，在听。　　暖气片已经修好了，水流的声音咕噜咕噜的，和以前一样。但他总觉得少了什么。不是声音少了，是别的东西少了。　　“爷爷，你在听什么？”汉娜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听暖气片。” 　　“听见什么了？” 　　埃里希想了想。“还是那些。水在流，别的没有。” 　　汉娜也把耳朵贴上去。凉的，糙的，咕噜咕噜的。和她小时候听的一模一样。　　“爷爷，”她说，“那个本子，有人愿意出了。” 　　埃里希看着她。　　“出版社。西边的一个小出版社。他们说这些故事很有意思，想印成书。” 　　埃里希没说话。他看着暖气片，看着那些脱了漆的铁，看着那些生了锈的缝隙。　　“爷爷，你不想吗？” 　　埃里希摇摇头。“不是不想。是在想那些人的名字。” 　　“什么名字？” 　　“那些故事里的人。”埃里希说，“他们有的人还活着，有的人不在了。他们的名字，能不能写进去？” 　　汉娜愣了一下。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她说，“我回去问问。” 　　埃里希点点头。他伸出手，放在孙女手上。那只手还是那么糙，全是老茧和老年斑，但很暖。　　“汉娜，”他说，“那些人是真的。都是真的。那个用气球飞走的裁缝，他后来死在西边了，心脏病。那个对着西边吹口哨的士兵，他被调去修墙，后来也走了，坐火车走的。那个理发师，他后来真的被抓了，关了三年，出来以后头发全白了。” 　　汉娜听着，一句话都没说。　　“他们都不是英雄。”埃里希说，“就是普通人。想过好日子的普通人。你写他们的时候，别把他们写成英雄。” 　　汉娜点点头。　　“爷爷，我记住了。” 　　三月过去，四月过去，五月过去。　　夏天来的时候，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不是东边的人，是西边的人。他们开着那种小小的、亮亮的车过来，穿着那种从来没见过的衣服，说着那种口音不一样的德语。他们拿着相机，对着那堵墙拍，对着那些破破烂烂的房子拍，对着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拍。　　英格丽德在商场里，看着那些西边人走进来。他们不买东西，只是看，看那些空空的柜台，看那些穿灰衣服的售货员，看那些还印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字样的包装袋。　　有人问她：“您在这儿工作多少年了？” 　　她说：“四十年。” 　　那人瞪大眼睛，举起相机，对着她拍了一张。　　她站在那儿，被闪光灯晃得眯起眼睛。　　那天晚上回家，她对弗里茨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动物。” 　　弗里茨看着她。　　“什么动物？” 　　“动物园里的那种。”英格丽德说，“被人看着，被人拍着，被人说‘你看，这就是东边人’。” 　　弗里茨没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也被拍过，在西边人拿着相机路过营房的时候。他穿着便服，站在门口，那人对着他拍了一张，然后笑着走了。　　他也觉得自己像个动物。　　七月，货币来了。　　西边马克，真正的钱，印着人头，印着数字，可以买任何东西。每个东边人可以兑换一定的数量，一比一。多出来的，一比二。　　英格丽德排了三个小时的队，把家里那些东边马克换成了西边马克。那些钱她攒了一辈子，藏在床底下，藏在衣柜里，藏在暖气片后面。现在它们变成了另一种钱，印着不一样的人头，闻起来有不一样的味道。　　她拿着那些新钱，站在银行门口，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那些旧钱呢？那些印着马克思、印着台尔曼、印着她从来没见过的那些人的旧钱呢？　　没人要了。　　八月，失业来了。　　弗里茨接到一封信，白纸黑字，盖着章。信上说，根据有关规定，您已被终止雇佣关系。感谢您多年来的服务。祝您未来一切顺利。　　他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五十六岁，干了四十一年，一封信就没了。　　他把信折好，放进口袋里，走到营房门口。门还开着，但已经没人了。操场上长出了草，那棵泡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没人扫。　　他站在那儿，看着那个他站了四十多年的地方，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往家走。　　那天晚上，他把那身制服从钩子上取下来，叠好，放进柜子里。和那些金牌放在一起。　　九月，报纸上天天在说统一的事。　　十月三日，就是那天了。东德要加入西德，两个德国变成一个德国。那堵墙要彻底拆掉，那些边境要彻底开放，那个存在了四十多年的国家要彻底消失。　　英格丽德看着那些新闻，不知道该想什么。　　她问埃里希：“爸，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埃里希想了想。“不知道。” 　　“不知道？” 　　“活了九十一年，见过的事太多了。好的变坏的，坏的变好的，变来变去，最后都一样。”他看着窗外那堵墙，那堵已经快被拆完的墙，“但这个，我没见过。一个国家没了，变成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从来没见过。” 　　英格丽德没说话。　　埃里希转过头，看着她。　　“英格丽德，”他说，“你还记得1949年吗？” 　　“记得。” 　　“那天也是这样。天很冷，街上有人在贴告示，说这边归他们管了，那边归别人管了。”他笑了一下，“现在又贴告示，说都一样了，都归一个管了。” 　　英格丽德看着他的眼睛。那双老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像远处的水光。　　“爸，”她说，“你怕吗？” 　　埃里希摇摇头。　　“不怕。活了九十一年，没什么好怕的了。”他看着窗外，“就是有点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那些走了的人，没等到这一天。”他说，“可惜那些死在墙边的人，没看见它倒。可惜那些一辈子想过去的人，没等到门开。” 　　英格丽德没说话。　　窗外，那堵墙还在那儿，但已经不成样子了。一块一块的，被敲掉的，被拆掉的，被搬走的。再过几天，就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十月二日晚上，汉娜回来了。　　她从西边赶回来，说要和家人一起过这一天。她带了很多东西，吃的喝的，还有一瓶真正的香槟，说等明天庆祝。　　英格丽德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和四十一年前那个晚上一样。土豆汤，酸黄瓜，香肠，黑面包。还有汉娜带来的那些东西，奶酪，火腿，那种叫“沙拉”的装在碗里的东西。　　他们坐在桌边，吃着，喝着，聊着。　　聊的是以前的事。汉娜小时候在浴缸里扑腾的事。弗里茨第一次穿上制服在镜子前站了很久的事。英格丽德第一天上班连刀都拿不稳的事。埃里希第一次买那个鱼缸的事。　　聊着聊着，英格丽德突然说：“你们知道吗，明天开始，就没有东德了。” 　　桌上安静了一下。　　弗里茨点点头。“知道。” 　　“什么感觉？”她问。　　弗里茨想了想。“不知道。就像……就像活了一辈子，突然告诉你，你活的那个地方没了。” 　　汉娜看着他。她从来没见过父亲说这种话。　　“爸，”她说，“你难过吗？” 　　弗里茨沉默了很久。　　“不知道。”他说，“可能有一点。也可能没有。说不清楚。” 　　埃里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是汉娜带来的那种香槟，甜的，有点气泡，他从来没喝过。　　“好喝。”他说。　　汉娜笑了。　　那天晚上，他们坐到很晚。聊到月亮升起来，聊到街上安静下来，聊到那堵墙在月光下变成银灰色。　　埃里希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那堵墙。　　“明天就没了。”他说。　　弗里茨站在他旁边。“嗯。” 　　“也好。看了二十八年，该看够了。” 　　他们站在那儿，并排站着，看着那堵墙。月光很亮，把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　　那堵墙还在那儿。但它知道自己快没了。　　它趴在那儿，灰扑扑的，像一只快要死去的野兽。　　十月三日早上，汉娜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照满了整个房间。　　她坐起来，听着外面的声音。很安静，和每天一样。没有礼炮，没有游行，没有她想象的那种庆祝。只有鸟叫，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汽车声。　　她走到窗前，往外看。　　那堵墙不见了。　　不是全没了，是看不见了。它还在那儿，但已经被拆得只剩下一小截，一小截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像个没人要的纪念碑。　　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然后她走出房间，看见英格丽德在厨房里，正在切土豆。刀起刀落，和四十一年前一样。　　“妈，早。” 　　“早。” 　　弗里茨坐在客厅里，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报纸上的头版印着两个大字：统一。他看了一会儿，把报纸放下。　　埃里希从房间里走出来，披着那件旧大衣。他走得很慢，扶着墙，一步一步。但他脸上有一种光，一种汉娜很久没见过的东西。　　“爷爷，你高兴吗？” 　　埃里希想了想。　　“高兴。”他说，“也不是高兴。就是……等到了。” 　　那天下午，他们去了那堵墙的遗址。　　那里已经挤满了人，东边的，西边的，各国的，都在拍照，都在笑，都在说话。有人在卖墙砖，一块十马克，用塑料袋装着。有人在唱歌，唱的是什么不知道。有人在拥抱，抱得很紧，像是失散多年的亲人。　　他们站在那儿，看着那些人。　　汉娜拿出那个本子，翻开第一页。那些字还是那么模糊，但还能看清。那个用气球飞走的裁缝，那个对着西边吹口哨的士兵，那个把斯塔西便衣发展成自己线人的理发师。　　她抬起头，看着那截剩下的墙。　　“爷爷，”她说，“他们在哪儿？” 　　埃里希知道她问的不是那些人现在在哪儿，是别的什么。　　“在故事里。”他说，“在你的本子里。在记得他们的人心里。” 　　汉娜点点头。　　她合上本子，把它抱在胸前。　　阳光照在墙上，照在那截孤零零的墙上。墙上涂满了字，各种颜色，各种语言。有一行字是用德文写的，很大，很醒目：　　“再也不会有墙了。” 　　她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看着自己的家人。　　英格丽德站在那儿，穿着那件红毛衣。弗里茨站在她旁边，穿着便服，没穿制服。埃里希站在最前面，披着那件旧大衣，佝偻着背，但眼睛很亮。　　他们站在那儿，站在那堵墙的遗址前，站在那个消失的国家的最后一天。　　风吹过来，吹起英格丽德的头发。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在风里飘着，像一面旗。　　“走吧。”她说。　　他们转身，往家走。　　那截墙在他们身后，孤零零地站着。　　但它知道自己不会完全消失。　　它会变成碎片，变成纪念品，变成历史书里的一行字。它会变成故事，变成记忆，变成那些人心里永远的一道疤。　　墙会倒。国家会没。人会死。　　但故事不会。　　只要有人在讲，有人在听，有人在写，有人在读—— 　　它就一直在。　　【第十三章完】　　章节后记：历史注脚　　1990年，东德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终结。3月18日，东德举行首次自由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的“德国联盟”获胜，洛塔尔·德迈齐尔出任总理。新政府迅速推动两德统一进程。7月1日，两德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西德马克成为东德法定货币。8月23日，东德人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宣布东德将于10月3日加入西德。8月31日，两德签署《统一条约》。9月12日，“2+4”条约在莫斯科签署，确定统一后的德国拥有完全主权。1990年10月3日零时，柏林帝国大厦前升起统一德国的国旗，存在了41年零361天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统一后，东德地区经历剧烈转型，大规模失业、人口外流、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持续多年，其影响直至今日仍在德国社会中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