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柏林
热。
那年八月特别热。热得柏林的街道上能看见热浪在晃,热得那堵墙的混凝土都在发烫,热得人什么都不想做,只想找个阴凉的地方坐着,等太阳落下去。
汉娜站在柜台后面,手里的刀切着香肠,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案板上,和油混在一起。排队的人比平时少,太热了,没人愿意出门。偶尔来一个,也是满头大汗,买了就走,话都懒得说。
她切着切着,突然停下来。
外面有人在喊什么。声音很远,听不清内容,但那种语调她认得——是兴奋的语调,是很多人聚在一起时才会有的那种嗡嗡声。
她往窗外看了一眼。街上有人在跑,往同一个方向跑。
“怎么了?”旁边柜台的玛丽亚问。
“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有人冲进店里,满脸通红,喊着:“匈牙利!匈牙利开放边境了!可以去奥地利了!可以走了!”
店里一下子安静了。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看着他那张通红的脸,看着他那双发光的眼睛。
汉娜握着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玛丽亚先开口:“你说什么?”
“匈牙利!开放了!不用签证,不用等,直接就能过去!我侄子刚才从那边打电话过来,说那边已经挤满了人,都是咱们这边的,都在往奥地利走!”
店里炸了。有人在问怎么去,有人在算路费,有人已经开始往外跑。汉娜站在那儿,听着那些声音,像是隔着一层水。
她想起祖父那句话:墙会倒。
不是今天。但快了。
弗里茨那天下午在营房里坐着,汗流浃背。
办公室里没有风扇,窗户开着也没用,热风灌进来,比不灌还难受。他脱了制服,只穿一件背心,还是热。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流进眼睛里,辣辣的。
电话响了。
他接起来,是上面的声音。
“弗里茨同志,接到通知,加强边境警戒。所有休假取消,全员待命。”
“出什么事了?”
那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匈牙利那边,出事了。”
电话挂了。
弗里茨握着话筒,坐在那里,听着忙音嘟嘟嘟地响。窗外的蝉在叫,叫得撕心裂肺,像是知道什么他不知道的事。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操场。操场上一个人都没有,太热了,没人愿意训练。只有那棵泡桐树站在那儿,叶子耷拉着,像是被晒蔫了。
他想起1961年8月13日。那个早晨,他也是这样站在窗边,看着那些士兵砌墙。那时候他以为那堵墙要立一百年。
二十八年过去了。
墙还在。但立不了百年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也许是那通电话。也许是匈牙利的事。也许是这个夏天太热,热得让人觉得什么东西都要化了。
他穿上制服,走出办公室。
该去开会了。
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桌边,谁都没说话。
汉娜看着面前那碗土豆汤,汤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油皮,油皮上映着天花板那盏灯的光。她不想喝。不是因为胃疼,是不饿。
弗里茨坐在对面,低着头,看着自己的碗。他今天回来得很晚,进门的时候脸是黑的,但什么话都没说。
英格丽德在厨房里忙,收拾碗筷,擦灶台,做着那些每天都要做的事。她的背影对着餐桌,弯着腰,动作很慢,比平时慢。
埃里希坐在老位置,面前还是那杯凉茶。他看着窗外,看着那堵墙。墙在月光下灰扑扑的,像一个巨大的影子。
“爸。”弗里茨突然开口。
埃里希转过头,看着他。
“匈牙利那边的事,你听说了吗?”
“听说了。”
弗里茨没再说话。他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汤已经凉了。
英格丽德从厨房走出来,在桌边坐下。她看着汉娜,看着弗里茨,看着埃里希。然后她说:“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没人说话。
窗外有蝉在叫,叫得很响,叫得人心烦。
汉娜抬起头,看着祖父。
“爷爷,”她说,“你那个本子,还在吗?”
埃里希愣了一下。然后他点点头。
“还在。”
“我能看看吗?”
埃里希站起来,走进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他拿着那个本子走出来,放在汉娜面前。牛皮纸封面,用鞋带捆着,和三十多年前一模一样。
汉娜解开鞋带,翻开第一页。
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还能看清。她看见那个用气球飞走的裁缝,那个对着西边吹口哨的士兵,那个把斯塔西便衣发展成自己线人的理发师。她一篇一篇地翻,翻到后面,看见了自己。
那是几年前写的。写的是她,一个游泳运动员,拿了很多金牌,后来不游了。写的是她站在领奖台上,胃疼得想吐,但还在笑。写的是她吃那些蓝色的小药片,吃了十几年,肝坏了。
她看着那些字,看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祖父。
“爷爷,你为什么写这些?”
埃里希在她旁边坐下。
“因为没有人记得他们。”他说,“每个人都会死。但故事不会。只要有人记得,他们就在。”
汉娜低下头,又看了几页。然后她把本子合上,用鞋带捆好,推回给祖父。
“爷爷,”她说,“我想去那边。”
埃里希看着她。
“那边是哪儿?”
“西边。”
桌上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蝉叫,能听见暖气片里的水流,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弗里茨抬起头,看着女儿。英格丽德也看着她。
“汉娜,”弗里茨开口,“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
“知道还去?”
汉娜没回答。她只是看着祖父,看着那双老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东西在闪,不是泪,是别的东西。是想了几十年的东西。
“爷爷,”她说,“你跟我一起去吗?”
埃里希笑了。那种笑很轻,很短,但汉娜看见了。
“我走不动了。”他说,“八十四了,走不动了。但你能走。”
他伸出手,握住孙女的手。那只手很糙,全是老茧和老年斑,但很暖。
“汉娜,”他说,“你去。替爷爷去看看那边是什么样的。”
汉娜点点头。她没哭。不知道为什么,她不想哭。
英格丽德站起来,走进厨房,背对着所有人。她站在水池边,肩膀在抖,但没发出声音。
弗里茨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写过多少报告,开过多少枪,他已经数不清了。现在那双手在发抖。
“爸。”汉娜叫他。
弗里茨抬起头。
“你会告诉别人吗?”
弗里茨愣了一下。然后他明白女儿在问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汉娜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摇了摇头。
“不会。”他说,“我不会。”
那天晚上,汉娜躺在床上,睡不着。她看着天花板,想着那个本子里的故事。那些人都走了,用自己的方式走了。现在轮到她了。
她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不知道那边有没有香肠要切,有没有胃疼,有没有那种蓝色的小药片。不知道那边的人会不会欢迎她,不知道那边的生活会不会比这边好。
但她知道一件事:她想去看看。
替爷爷去看看。也替自己。
窗外的蝉还在叫,叫了一整夜。
第二天,汉娜去上班,一切如常。
她切香肠,称重,包起来,递出去,收钱,找零,打勾。动作比以前快多了,比妈妈还利索。排队的人还是那么多,眼睛还是盯着那些香肠,像是怕它们飞走。
下午的时候,玛丽亚凑过来,小声说:“听说布拉格那边也出事了。西德大使馆里挤满了人,都是咱们这边的,说要过去。使馆不让进,他们就睡在院子里,等着。”
汉娜没说话。她继续切香肠,一刀一刀,切得很均匀。
“汉娜,”玛丽亚说,“你不想去吗?”
汉娜停下刀,看着她。
“想去。”她说。
“那你怎么还在这儿?”
汉娜想了想。“还没想好什么时候走。”
玛丽亚点点头,没再问。
下班的时候,汉娜走出商场,站在门口,看着天。天很蓝,蓝得有点假,像画上去的。阳光很烈,晒得她眯起眼睛。
她往西边看了一眼。那边有什么,她看不见。只有那堵墙,灰扑扑的,趴在那儿。
但她知道,墙那边有人在等着。不是具体的人,是那种“那边”本身。是四十年来爷爷一直在想的东西。是她自己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想过的东西。
她转过身,往家走。
路上经过一个报摊,她停下来,看了一眼那些报纸。头版上都是匈牙利的事,都是布拉格的事,都是那些“想去那边”的人的事。她看了几眼,没买,继续往前走。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抬头看了看那栋楼。灰色的,五层,和周围所有的楼一样。她在这里住了二十六年,从出生到现在。
她推门进去。
埃里希坐在窗边,看着那堵墙。
“爷爷。”
“嗯。”
“我下个月走。”
埃里希转过头,看着她。
“定了?”
“定了。”
埃里希点点头。他站起来,走进房间,拿出那个本子。
“带上。”他说。
汉娜愣了一下。“这是你的……”
“我的。”埃里希把本子塞进她手里,“也是你的。也是那些人的。带上它,让它去那边看看。”
汉娜捧着那个本子,牛皮纸封面,用鞋带捆着。它很轻,轻得像个梦。但它很重,重得装着一辈子。
“爷爷,”她说,“我会回来的。”
埃里希笑了。
“我知道。”他说,“但回来的时候,那边已经不一样了。”
汉娜没听懂。但她没问。
她只是把本子收好,放在自己的包里。
和那些金牌放在一起。
那年九月,匈牙利边境彻底开放。
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涌向那里,涌向奥地利,涌向西边。电视里天天都是那些画面:人们在边境上拥抱,在哭,在笑,在喊自由了自由了。西德那边派来了火车,一列一列,把他们接走。
东德这边,一切如常。
商店还在营业,工厂还在生产,学校还在上课。那堵墙还在那儿,灰扑扑的,和以前一样。只是墙这边的人越来越少了。
汉娜还没走。她在等,等一个日子,等一个理由,等一个最后的机会。
那天晚上,她坐在窗边,看着那堵墙。月光照在墙上,墙变成了银灰色,像是另一种东西。
英格丽德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
“还在等什么?”
汉娜想了想。“不知道。”
“怕吗?”
汉娜点点头。
英格丽德伸出手,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很糙,全是老茧,切了四十年香肠留下的老茧。
“妈,”汉娜说,“你年轻的时候,想过走吗?”
英格丽德沉默了一会儿。
“想过。”她说,“但那时候你爸刚穿上那身制服,你刚出生,你爷爷还在。走不了。”
“现在呢?”
英格丽德看着那堵墙。月光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比五年前更深了,头发也全白了。
“现在走不动了。”她说,“但你走得动。你去。”
汉娜看着她,看着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泪光在闪,但没流下来。
“妈,”她说,“我会回来的。”
英格丽德点点头。
“我知道。”
她们坐在那儿,并排坐着,看着那堵墙。月光很亮,把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
那堵墙还在那儿。
但不会太久了。
【第十章完】
章节后记:历史注脚
1989年夏天,东欧局势急剧变化。5月,匈牙利开始拆除与奥地利的边界铁丝网。8月19日,匈奥边境举行“泛欧野餐”,数百名东德公民利用这一机会逃往西方。9月10日,匈牙利正式宣布对东德公民开放边境,数万东德人借“赴匈旅游”之名涌入奥地利。与此同时,大量东德公民涌入西德驻布拉格、华沙大使馆寻求避难,导致使馆区人满为患。9月30日,西德外长根舍在布拉格使馆阳台上宣布,东德难民已被允许前往西德,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这一系列事件彻底动摇了东德政权的根基,也成为数月后柏林墙倒塌的前奏。据统计,仅1989年就有约20万东德公民通过各种方式逃往西德,占东德总人口的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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