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墙上的鱼 · 第七章：沉下去的

　　1980年7月，莫斯科—柏林　　汉娜在水下的时候，世界是安静的。　　没有掌声，没有快门声，没有教练的喊叫。只有水，从皮肤上滑过，凉凉的，柔柔的，像是小时候母亲的手。她睁开眼睛，看见泳池底部的蓝线，一条一条，笔直地向前延伸。她沿着那条线游，手臂划水，腿打水，一下一下，节奏和呼吸配合得刚好。　　五十米转身，她蹬了一下池壁，身体像鱼一样弹出去。继续游，继续划，继续打水。一百米，一百五十米，两百米。　　还剩最后五十米的时候，她的胃突然抽了一下。　　不是疼，是抽，像有一只手在里面攥紧了什么。她的节奏乱了，划水慢了一拍，腿打水跟不上了。水呛进鼻子里，酸酸的，辣辣的。她浮起来，咳了两声，然后继续游。　　最后二十五米。胃里那只手攥得更紧了。她咬紧牙，拼命划水，手臂又酸又胀，像灌了铅。她想起教练说的话：奥运会四年一次，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你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培养，对得起你自己。　　她触壁的时候，计时器停在2分11秒38。　　第四名。　　她扒着池边喘气，水从脸上流下来，分不清是池水还是眼泪。教练在岸上喊什么，她听不清。队友在旁边安慰什么，她也听不清。她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咚咚，像有人在胸口敲鼓。　　后来她才知道，那个抽她胃的东西，叫肝。　　她的肝脏在向她抗议。　　只是她当时不懂。　　莫斯科奥运会的游泳馆很大，能坐一万五千人。汉娜站在领奖台旁边，看着那三个比她快的人站上去。金牌是苏联人，银牌也是苏联人，铜牌是罗马尼亚人。她们笑着，挥手，捧着花，国歌奏响的时候，苏联国旗升到最高处。　　她没有资格站上去。　　她是第四名。第四名什么都没有，没有金牌，没有银牌，没有铜牌，没有国歌，没有升旗。只有一个名次，一个没人记得的名次，一个回到国内会被悄悄遗忘的名次。　　比赛结束后，她一个人坐在更衣室里，坐了很久。队友们都已经走了，去吃饭，去庆祝，去参加活动。她不想去。她只想坐着，看着那排储物柜，灰色的，铁皮的，有的柜门开着，里面空荡荡的。　　门开了。教练走进来。　　“汉娜。” 　　她没抬头。　　教练在她旁边坐下。这个男人五十多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全是褶子。他从1968年开始带她，带了十二年。十二年里，他看着一个小女孩长成一个女人，看着一个业余选手变成世界冠军。他看着她的每一次进步，也看着她的每一次倒下。　　“你今天游得不错。”他说。　　汉娜没说话。　　“真的。2分11秒38，比上个月快了0.3秒。在别的比赛，这个成绩能拿牌。” 　　“今天是奥运会。”汉娜说。　　教练沉默了一会儿。“是。今天是奥运会。” 　　更衣室里很安静。只有通风口传来的嗡嗡声，像一只困在里面的苍蝇。　　“教练，”汉娜开口，“我的胃，最近一直疼。” 　　教练看着她，没说话。　　“比赛前就疼。比赛的时候更疼。比完以后还在疼。”她抬起头，看着教练的眼睛，“我想去医院检查一下。” 　　教练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背对着她。　　“回国以后再说。”他说，“现在先别想这些。还有接力赛呢。” 　　门关上了。　　汉娜坐在那里，看着那扇灰色的门。通风口的嗡嗡声还在响，像一只永远飞不出去的苍蝇。　　柏林的那个夏天很热。　　弗里茨坐在营房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报告。报告上写着几个字：关于运动员汉娜·沃格兰在莫斯科奥运会表现的分析。　　他不想看。但他必须看。　　这是上面发下来的，每个相关单位都要看，都要学习，都要领会精神。报告里说，汉娜·沃格兰同志虽然未能获得奖牌，但她顽强拼搏的精神值得肯定。同时也指出，她在关键比赛中的心理素质还有待提高，需要在今后的训练中加强。　　弗里茨把报告合上，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那棵泡桐树长得更高了，枝叶伸展开来，遮住了半边天空。树底下站着两个年轻士兵，正在抽烟聊天。他们笑得很开心，不知道在说什么。　　他想起汉娜小时候，也在这棵树下玩过。那时候她三四岁，追着蝴蝶跑，跑得满头大汗，跑得咯咯笑。他下班回来，她扑上来抱住他的腿，喊爸爸爸爸，你今天给我带什么了？　　他什么都没带过。他从来不知道给孩子带东西。　　后来她不追蝴蝶了。后来她下水了。后来她游得越来越快，快到他只能在电视上看见她。　　现在她在莫斯科，拿了第四名。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他不知道那些蓝色的药片，那些他假装不知道的事情，那些他从来没问过的问题，现在都堆在那里，像一堵墙，横在他们中间。　　他点了根烟，狠狠吸了一口。　　窗外那两个年轻士兵还在笑，笑得很大声，很放肆，像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　　汉娜回国那天，机场有很多人。　　不是来接她的。是来接那些拿金牌的。摔跤的，举重的，体操的，都有人接。鲜花，横幅，记者，镁光灯，一样不少。她推着行李车从旁边走过，有人认出她来，看了一眼，然后移开目光，继续等那些真正重要的人。　　她低着头，走得很快。　　出了机场，她看见英格丽德站在路边，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六月的阳光很烈，晒得她眯着眼睛，脸上的皱纹比四年前更深了，头发也白了大半。　　“妈。” 　　“回来了。” 　　英格丽德接过行李车，母女俩并排往公交站走。谁都没说话。　　公交车上人很多，她们站着，抓着扶手，随着车晃晃悠悠地往城里去。窗外是柏林郊区的风景，工厂，烟囱，一排排灰色的公寓楼。天很蓝，蓝得有点假，像画上去的。　　“你爸今天上班。”英格丽德突然说，“请不了假。” 　　“嗯。” 　　“你爷爷在家等着呢。” 　　汉娜没说话。她看着窗外，看着那些飞快掠过的工厂和烟囱。阳光照进车里，很热，她额头上开始冒汗。　　“妈。” 　　“嗯？” 　　“我没事。” 　　英格丽德转过头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有太多东西，多得汉娜不敢看。　　“我知道。”英格丽德说。　　车继续往前开，晃晃悠悠，一路向东。　　埃里希坐在窗边，看着那堵墙。　　他等了很久。从早上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下午。太阳从东边移到头顶，又从头顶移到西边，墙的影子从短变长，从长变短，又从短变长。他看着那些变化，一动不动。　　暖气片里的水流着，咕噜咕噜，像在跟他说话。　　他听了一辈子，到现在也没听清它们在说什么。　　门响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　　汉娜站在门口，背着那个旧书包，晒黑了，瘦了，眼睛下面有两团青。她看着他，笑了一下。　　“爷爷。” 　　埃里希没说话。他伸出手，把孙女拉进屋里，紧紧抱了一下。　　那个拥抱很短，只有几秒钟。但汉娜觉得，这几秒钟比过去一个月都长。　　“进来。”埃里希松开她，“你妈做饭呢，马上就好。” 　　汉娜走进屋，把书包扔在椅子上，走进厨房。英格丽德正在切土豆，动作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一刀一刀，切得很均匀。炉子上炖着汤，咕嘟咕嘟冒着泡。　　“妈，我来帮忙。” 　　“不用。你去坐着。” 　　汉娜没走。她站在旁边，看着母亲切土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案板上，照在那些切成片的土豆上，一片一片，薄薄的，半透明的。　　“妈。” 　　“嗯？” 　　“我拿了第四。” 　　英格丽德的刀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切。　　“我知道。”她说。　　“你……不问我什么？” 　　英格丽德放下刀，转过身，看着她。那双眼睛里有泪光在闪，但她没让它流出来。　　“汉娜，”她说，“你回来就好。” 　　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桌边吃饭。弗里茨下班回来了，坐在汉娜对面，一直没说话。埃里希坐在老位置，面前还是那杯凉茶。英格丽德把菜端上来，一盘一盘，摆了满满一桌。　　汉娜吃得很慢。不是不想吃，是咽不下去。每咽一口，胃里就抽一下，像有人在提醒她：你吃了什么？你吃了多少？你吃了多久？　　她只吃了半碗就放下了筷子。　　“饱了？”英格丽德问。　　“嗯。” 　　弗里茨看着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　　吃完饭，汉娜走到祖父的房间门口。门开着，埃里希坐在床边，弯着腰，在听暖气片。　　“爷爷。” 　　埃里希直起身，拍了拍身边的位置。汉娜走过去坐下，把耳朵贴在暖气片上。　　水流的声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和三十年前一样，和二十年前一样，和十年前一样。什么都没变。变的是她。　　“爷爷，你听了一辈子，听出什么了？” 　　埃里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什么都没听出来。” 　　汉娜转过头看他。　　“但是，”埃里希说，“听了一辈子，就不想停了。就像你游了一辈子，让你不游，你舍得吗？” 　　汉娜没回答。　　她不舍得。她知道。哪怕胃疼，哪怕累，哪怕拿了第四名被所有人忘记，她还是不舍得。水划过皮肤的感觉，那种凉凉的、滑滑的，像被世界拥抱的感觉，她不舍得。　　“爷爷，”她说，“我不想游了。” 　　埃里希看着她。那双老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像远处的水光。　　“那就不游。” 　　“可是……” 　　“没有可是。”埃里希说，“你活了二十三年，有几年是为自己活的？” 　　汉娜愣住了。　　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为自己活？什么是为自己活？她三岁玩水，六岁进体校，十岁开始吃药，十五岁拿第一个冠军，十八岁站上世界领奖台。她的人生是一条直线，被安排好的直线，不需要她想，只需要她游。　　“我不知道。”她说。　　“那就从现在开始想。”埃里希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那堵墙，“墙倒的那天，你想做什么？” 　　汉娜看着他的背影。那背影很瘦，很弯，像一棵快要倒下的老树。但他站在那儿，站在窗前，站在那堵墙前面，问了一个她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墙倒的那天。　　墙会倒吗？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爷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她没见过的东西。不是希望，不是绝望，是别的东西。是相信墙会倒的东西。　　那年秋天，汉娜做了一个决定。　　她去找教练，说她要减少训练量。一周六天改成五天，每天八公里改成六公里。教练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说，你考虑清楚了？她说考虑清楚了。教练说，那你的成绩会下降。她说我知道。教练说，那你就拿不到冠军了。她说我知道。　　教练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好。　　她不知道教练为什么会同意。也许是因为她拿了第四名，不再那么重要了。也许是因为教练老了，不想再争了。也许是因为别的原因，她永远不知道。　　她只知道，从那天开始，她每天多了一个小时的自由时间。　　那一个小时，她用来做什么呢？　　有时候坐在泳池边发呆，看水波荡漾，看阳光照在水面上，闪成一片碎金。有时候去公园散步，看树叶变黄，看落叶飘下来，在地上铺成厚厚的一层。有时候回家陪爷爷，听暖气片，听那些咕噜咕噜的声音。　　她开始想那个问题：墙倒的那天，她想做什么。　　她想了很多答案，但都不确定。去西边看看？看看那边的巧克力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那边的香蕉是不是真的那么甜。不游了？不游了干什么，她只会游泳。找个普通的工作，过普通的日子？她不知道普通的日子是什么样的。　　她想啊想，想到冬天来了，暖气片又烧热了，水流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她还是没想明白。　　但有一件事她明白了：想这个问题的过程，比答案本身更重要。　　因为她在为自己想了。　　活了二十三年，第一次。　　【第七章完】　　章节后记：历史注脚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苏联入侵阿富汗，以美国为首的数十个国家联合抵制本届奥运会。东德作为苏联阵营成员，派出了强大阵容，获得47枚金牌、37枚银牌、42枚铜牌，在奖牌榜上仅次于东道主苏联。游泳项目中，东德女队包揽了全部13个项目中的11枚金牌，震惊世界。这些惊人成绩的背后，是东德系统性的兴奋剂计划。两德统一后解密的国家安全部档案显示，仅1975年至1989年间，就有约2000名东德运动员被系统性地给予兴奋剂，其中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许多运动员在多年后出现严重健康问题，包括肝脏损伤、心脏疾病、内分泌紊乱和心理障碍。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此被认为是体育史上最“肮脏”的奥运会之一，东德体育神话也随之开始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