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楼是愈发的光了,照得见人影,连角落里那几盆绿植的叶子,都像是被人连夜用油擦过一般,绿得有些不近人情。我每日行走其间,脚步是放得轻了的,生怕那鞋底与大理石地面的摩擦声,惊扰了这周遭的、井然有序的寂静。那套线上系统,我用得是愈发熟练了,那些下拉菜单,那些必填的选项,闭着眼也能勾选无误。我的测试报告,格式是标准的,数据是翔实的,用语是规范的,吴工看了,也只是点点头,再挑不出什么错处。
我仿佛成了这精密机器上一颗合格的、沉默的齿轮。转动着,按着那既定的轨道。
然而,那被按下去的疑虑,却并未死去,只是如暗河般,在心底深处悄然流淌。它偶尔会冒上来,譬如当我看到那些年轻的工程师,为了KPI里那几个冰冷的数字,将大把的精力耗在无休止的扯皮与文书工作上时;又譬如当我听闻,某个颇有灵气的技术团队,因“不符合公司战略方向”而被整体裁撤时。
这年秋天,公司迎来了一轮重要的融资。上上下下,如临大敌。我们被反复叮嘱,实验室务必要保持“窗明几净”的“国际形象”,言谈举止要体现“专业素养”。那些平日里散落在角落的电路板、测试仪器,都被收入整齐的柜中;墙上那些写满演算公式的白板,被擦得干干净净,换上了印着公司Logo(标识)和宏伟蓝图的宣传画。
视察那日,气氛是肃穆的。一行人簇拥着几位面色红润、衣着光鲜的“投资人”,缓缓行来。领头的是位约莫四十余岁的男子,肚腹微凸,脸上挂着一种惯于被人仰视的、松弛的笑容。他偶尔驻足,听陪同的高管介绍几句,目光却多半是游离的,掠过那些精密的仪器,如同掠过一片无趣的风景。
行至我们组负责的飞控测试区时,一位高管示意吴工上前讲解。吴工清了清嗓子,刚要开口介绍我们改进的传感器融合算法,那投资人却摆了摆手,饶有兴致地拿起桌上一个无人机的模型,在手里掂了掂,笑着对左右说:
“这东西,飞起来稳不稳,拍视频清不清楚,才是关键嘛!老百姓谁管你里头用的是什么算法?就像吃鸡蛋,好吃就行,何必认识这下蛋的母鸡呢?”
周围响起一阵附和的笑声。那笑声是礼貌的,却像一把钝刀子,割在我的心上。吴工的脸上,那准备好的、技术性的笑容僵住了,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只是微微躬了躬身。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这一幕。那投资人手中的模型,在灯下闪着廉价的光泽。我忽然想起,为了这模型里那块小小的飞控板,我们熬了多少夜,吵了多少架,测试了多少遍,只为将那响应时间再缩短毫秒,将那稳定性再提高些许。那里面凝聚的心血,在那句“何必认识母鸡”的轻飘飘的话语面前,显得如此可笑,如此微不足道。
视察的队伍迤逦而去,留下满室的寂静。有人默默地擦去了白板上临时写画的痕迹,有人将那个被投资人把玩过的模型,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一切又恢复了那“窗明几净”的模样,仿佛什么也未曾发生。
但我心里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同的了。
夜里,我独自留在实验室,对着那块我们耗费了数月心血、刚刚完成新一轮迭代的飞控板。它的性能,又提升了一截,在一些极端条件下的表现,已堪与世界一流的产品比肩。这本该是值得骄傲的时刻,我却只觉得一股深深的疲惫与虚无。
我这般苦苦挣扎,从桂岭的山野,到深圳的流水线,再到这技术的“圣殿”,所求为何?难道就是为了让那不知名的“投资人”,能拿着我们下的“蛋”,去换取更多的金钱与掌声么?而我们这些“下蛋的母鸡”,我们的名号,我们的心血,我们的那点微末的骄傲,在他们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周南渡”。我默念着这个名字。它未能让我“渡”到理想的彼岸,反倒让我更清楚地看见了此岸的荒诞。我仿佛成了一个烧瓷的匠人,呕心沥血,烧制出一件自以为完美的瓷器,却被那买主只当作一件寻常的盛饭的碗,随手拿去用了,甚至嫌它不如塑料的轻便。
我这半生,像一场追逐瓷梦的旅程。少年时以为见了花开便好,中年时以为握住了技术便是握住了根,如今却恍然,那花是镜中花,那根是水中月,那精心烧制的瓷器,也不过是他人眼中一件无名的器皿。
这瓷梦,是易碎的。比当年在研发部摔碎的那个模块,还要脆弱千倍万倍。
我关掉实验室的灯,走入深圳那沉沉的夜色里。高楼上的霓虹依旧闪烁,勾勒出这个城市永不疲惫的轮廓。风有些凉了,吹在脸上,我竟感到一丝久违的、属于桂岭秋夜的清醒。
只是这清醒,代价未免太大。它带来的不是解脱,而是更深的、无路可走的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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