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园子,初看是凌乱的,蓬勃的,带着一股子不受拘束的野气。时日稍长,那凌乱底下,便渐渐显出些纹路来。如同山间的溪流,看似随意奔淌,终究要依着地势,汇入某条既定的河道。
我的“地气”,在这新的土壤里,确乎生了些根,发了些芽。吴工待我不薄,一些关键的测试任务,也敢放手交与我。我不再仅仅是记录数据的活工具,偶尔也能对设计提出些修改意见,虽多是些边角料的修补,却也得了些许“可考虑”、“有道理”的回应。我那颗被现实磋磨得起了厚茧的心,竟也生出几分久违的、近乎羞怯的欣喜来。我甚至暗自思忖,那“周南渡”的名号,或许真能在这里,洗脱些“周小四”的土气,镀上些许“工程师”的微光。
然而,这欣喜是脆弱的,如同晨雾,见不得日头。
公司眼见着是愈发大了。新的办公楼一幢幢立起来,窗明几净,晃得人有些睁不开眼。穿西装打领带的人多了起来,他们步履从容,言谈间不再是“信噪比”与“PID算法”,而是“市场规模”、“估值”与“赛道”。实验室里那亢奋的、争辩技术的声音,似乎也被这日益庞大的物理空间稀释了些。
一日,部门里下发了一套新的流程规范,厚厚的一沓,装订精美。要求所有的测试步骤、数据记录、问题反馈,都必须严格按照既定的模板,填入一个新建的线上系统。那系统是繁复的,一环套着一环,光是弄懂那些下拉菜单的选项,便耗去我大半日的功夫。
吴工召集我们开会,脸上带着些无奈,解释道:“公司大了,管理要上轨道,这是好事。大家尽快适应。”
“轨道”。我咀嚼着这两个字。它让我想起多年前在那音响厂里,粘那永无尽头的磁铁。只是彼时的轨道是可见的、冰冷的传送带;此时的轨道,却是无形的、编织在代码与规章里的网。
我依着新规,笨拙地操作着那系统。我那手写惯了的、带着个人印记的笔记,被要求转换成千篇一律的电子表格。我那凭借经验与直觉发现的、一些难以用标准参数描述的“异常感觉”,在系统里竟找不到合适的选项来勾选。有一次,我发现一款新电机在某个特定振动频率下,会出现细微的响应延迟,这延迟极短,标准测试未必能捕捉,但我凭手感觉得不妥。我在系统里反复描述,最终只得到一个“参数均在阈值内,建议观察”的批复。
我将这困惑说与吴工听。他沉默地听完,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老周,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现在……一切要讲数据,讲流程。你的‘感觉’,很好,但要让别人信服,得把它变成系统能识别的‘数据’。”
我感觉自己像一头被逐渐驯化的野兽,那些在野地里磨砺出的、赖以生存的敏锐直觉,在这精致的牢笼里,正一点点失去用武之地。我的“地气”,在这要求一切标准化、量化的“轨道”上,竟成了不合时宜的东西。
更令我惶惑的,是人的变化。当初那几个可以为了一个滤波算法争吵整夜的年轻同事,如今见面,话题也渐渐转向了KPI(关键绩效指标)、晋升名额与年终奖。他们的眼神里,那簇曾让我心折的技术火焰,似乎黯淡了些,换上了另一种,名为“焦虑”或是“精明”的光。
公司里开始流传各种“神话”。某个团队因攻克某个技术难点,获得巨额奖金;某个年轻工程师因一纸专利,被破格提拔。这些故事,像兴奋剂一般,刺激着众人的神经。实验室里,争辩的声音少了,埋头加班、以期一鸣惊人的人多了。那曾经纯粹的、为技术而技术的狂热,似乎正被一种更为实际的、计算过的“奋斗”所取代。
我仿佛看见,自己正被缓缓嵌入一部日益庞大、精密且高速运转的机器之中。起初,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有生命的、能自主思考的部件;如今却渐渐感到,那机器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它要求的,只是你成为一个合格的、沉默的齿轮。你的思考,你的“感觉”,若非能纳入它既定的程式,便是需要被磨平的、多余的棱角。
我那“周南渡”的新名,在这部机器面前,与当年的“周小四”似乎并无本质区别。不过是从一个编号,换成了另一个更为顺耳的编号罢了。所谓“南渡”,渡来渡去,莫非终究渡不过这由“轨道”、“数据”、“KPI”构筑的、新的天堑?
这疑虑,像水底的暗草,悄然生长,缠绕着我的脚步。我依旧每日去那窗明几净的办公楼,操作着那繁复的系统,记录着那标准化的数据。只是心里那点初来时燃起的火苗,却在不自知中,摇曳着,微弱了下去。
我这条破船,好不容易驶入这看似平静的港湾,却隐约听见了更远处,那预示着风暴的、低沉的雷声。只是不知,当风暴真的来临时,这港湾,是否能提供真正的庇护?抑或它本身,便是那风暴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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