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夏繁花 · 009 第九章，爱非其道，恃宠而骄。

　　一、记错的账本。　　六七岁的时光，清贫而具体，母亲生下弟弟不久，又怀上了妹妹。生活的重担像无形的磨盘，压得她喘不过气。为了贴补家用，她起早贪黑在熹微晨光中佝偻着腰，用锤子将大石块敲成建房用的小石子——我们称之为“钉沙子”。五天方能钉满一车。　　常来的是一位彭姓师傅，开着“突突”作响的拖拉机，一车付二十五元。偶尔，也有一位江师傅开大卡车来收，按担计价，一担沙石一两元钱。　　母亲教我记账。她每挑一担沉重的沙石，便气喘吁吁地喊一声：“繁繁，记好！” 　　我便用稚嫩的笔迹，在粗糙的纸页上写下一横，凑成一个“正”字。这原始的账本，记录着母亲的汗水。　　然而有一天，记账出了岔子。我记下的担数竟比江师傅记录的整整多出一个“正”字——五担！　　司机坚称我记错了。母亲则斩钉截铁地维护我：“我娃从不出错！我挑一担喊一声，她记一笔，清清楚楚！” 　　争执迅速升级。怒火攻心的母亲，全然不顾自己沉重的孕肚，竟不管不顾地攀上了货车的车斗！她拿起刮锄，试图将那“多出来”的五担沙子硬生生挑下来证明清白。　　司机也气急败坏，发动了卡车引擎。混乱中，两个帮工试图拉扯母亲下车。卡车猛地一动，母亲在摇晃的车斗上一个趔趄，刮锄脱手，整个人摇摇欲坠，几乎从高高的车斗上摔落！　　我吓得魂飞魄散，在车下撕心裂肺地哭喊，眼睁睁看着母亲为了五担沙石的清白，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一刻，年幼的我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一种难以言喻的荒谬感：这五担沙，究竟是记错了，还是生活的重压让母亲锱铢必较？它几乎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二、肩背上的父爱。　　母亲千辛万苦挣来的血汗钱，无论藏得多隐秘，总能被父亲找到。他沉迷牌桌，时赢时输，却总在回家时眉飞色舞地宣称自己赢了。　　“赢得不多，够你们娘俩几个吃一顿好的！”或是“今天手气好得很！”母亲初时听着这天花乱坠的“捷报”，脸上会露出欣慰的笑容，仿佛父亲的片刻轻松能抵消她整日的辛劳。然而，谎言终难持久。次数多了，母亲便心如明镜。　　于是，一项“重任”落在我肩头。“放学后去商店等你爸，”母亲语重心长地吩咐，“他要是赢了，就让他多玩会儿；要是输了，就闹着让他回家。”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一天放学，我如约守候在烟雾缭绕的牌桌旁。眼见父亲连输两把，脸上笑容尽失，我立刻想起母亲的嘱托，使出浑身解数，放声大哭，拽着他的衣角不依不饶：“回家！我要回家！” 　　父亲尴尬地安抚，给我钱买糖、买我最爱的方便面与雪糕，我皆不为所动，只是哭闹。父亲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然放下牌，背起我踏上归途。　　半路上大雨滂沱，瞬间浇透了我们父女俩。父亲将我背在背上，一会儿又将我扛在肩头，那天回家的路显得格外漫长，雨水混合着说不清的委屈，浸透了父女俩的衣裳。　　三、眼见在心的誓言。　　刚到家门，便见外公和几位村中老者正围着牌桌酣战。母亲因心神不宁，竟将炉子上烧着水的鼎锅忘得一干二净！炉火熊熊，水早已烧干，鼎锅底烧穿了一个大洞，焦糊味弥漫开来。　　母亲与父亲因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牌局不欢而散，老者们摇头离去，外公叹息着劝了两句也摇着头走了。　　争吵迅速升级为肢体冲突。母亲扑上去想挠父亲的脸，却被父亲一把推倒在地。不甘的母亲哭骂着，死死拽住父亲的裤脚不放。　　我吓得浑身发抖，想上前扶起母亲，却被父亲用力地一把推甩开，厉声呵斥：“走开！没你的事！” 　　父亲急于脱身，竟抬起脚，朝着母亲的小腿狠狠踢踹！　　六岁的我瑟缩在门旮旯里，目睹这触目惊心的一幕，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一个刻骨铭心的誓言：长大了，绝不嫁打牌和打女人的男人！　　然而，大人的世界变幻莫测，如同六月的天。当晚，父母竟又和好如初。父亲搂着母亲，甜言蜜语的地哄着，甚至忘情忘我的吻着。　　我依旧躲在那个阴暗的角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心中满是困惑：下午还打得不可开交，晚上便如胶似漆，大人可真是个奇怪的物种。　　晚饭后父亲坐在床边拥着母亲，振振有词地说：“今天手气好得很！本来赢了好几百，就刚输了两把小的，几十块而已！都怪这哈醒婆硬缠着我回来！” 　　母亲闻言，立刻将矛头转向我，责备道：“你这傻醒婆啊！爸爸手气好就别吵他！害得爸妈打架！输几十块没事，要是输得多，输个两三百你再喊他回来也不迟！你看你，今天不缠着爸爸回来，妈妈也不会挨打！” 　　我听着这颠倒黑白的责怨，满腹委屈伤心，却哑口无言。我只是按母亲的吩咐行事啊！不知不觉间，我似乎也沾染了父亲那套混淆是非的本领。　　四、宝塔糖祸端。　　大约六岁时，我常闹腹痛。母亲带我看郎中，抓回大包小包苦涩的中药。我从小目睹父亲在牌桌上的谎言连篇，喝药时也学得狡黠。我总要一口白糖，才肯抿一小口药汤。　　更滑头的是，白天喝药，我常端着小碗出去，找到在我们家玩同样孤独敏感的小表弟明明，巧言令色地哄骗：“明明，帮我把这药喝了，我就带弟妹跟你玩！要是不喝，以后就别来我家了！” 　　渴望玩伴的明明，看着那碗黑黢黢的药汁，犹豫片刻，终究鼓起勇气，闭着眼，皱着眉，一饮而尽。　　他抹抹嘴，递回空碗，认真地说：“我喝完了，你不能不和我玩。” 　　我欢天喜地的接过碗跑回屋，学着父亲的样子对母亲，面不改色地说：“妈，快拿糖！药太苦了，但我都喝光了！”仿佛自己真的英勇无比。　　各种虫草中药收效甚微。转看西医，诊断是肚里生了蛔虫。医生开了许多打虫药——宝塔糖。　　母亲哄我：“这是特意给你买的小甜筒糖，是甜的！” 　　我信以为真，喜滋滋地将几盒宝塔糖带到学校，分给要好的、听我话的同学，俨然像个慷慨大方的施主。　　结果可想而知！两天后，不少同学捂着肚子找老师告状：“吃了汝繁花给的糖肚子痛，上厕所拉出了小蛇！” 　　胆大的男生甚至用树枝夹着蠕动的虫子给老师看。一时间，我成了众矢之的，被同学们群起而攻之。　　剩下最后两盒，放学后我背着书包去外婆家找父亲（他常在外婆家荷塘边的牌桌上）。　　两个十五六岁的小姨翻我书包发现了宝塔糖，不由分说地分吃起来。　　我急忙阻止：“别吃！那不是糖，是药！吃了会生小蛇的！” 　　啊姨们嗤之以鼻，小姨一边将糖递给大姨一边揶揄道：“小气鬼！这么小就学会说谎了？阿姨平时白疼你了，你有糖都不给我们吃！” 　　结果自然又是腹痛虫出。第二天，她们反过来理直气壮地责怪我。我满心委屈，百口莫辩，明明是她们自己贪嘴啊！　　五、恃宠而骄的童年。　　我家住在得贤拓，门前一条小路是蔡田村学子们往返梨嘉镇中学的必经之路。蔡田村多汝姓，以种黄花、牡丹为生，牡丹乃富贵花，蔡田村人杰地灵，因此走出不少大学生。　　每逢周五下午，归心似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背着书包匆匆路过。　　这时，我便常常伙同表弟或妍妍，手持竹竿或捡起小石子，大摇大摆地拦在路中间，狐假虎威地模仿电视剧里的程咬金，煞有介事地喊道：“树是我家树，路是我家路！要从我家门前过，留下买路财！” 　　学子们见我年幼，又见我母亲常在家门口观望（甚至带着赞许的笑意），往往无可奈何，只得掏出玻璃弹珠、纸折玩具或一两毛零钱“买路”。　　母亲有时还会笑着帮腔：“小妹不懂事，你们随便给点小玩意儿打发她就好了。” 　　见我母亲如此纵容，学子们也只得入乡随俗，后来每逢周五，竟也未雨绸缪地准备好“买路钱”了。　　这仗势欺人的做派，不仅对外，对内也毫不收敛。村里大三妹来我家门前挖蚯蚓（因常有淘米水浇地，蚯蚓肥硕）。我仗着母亲在侧，便颐指气使，又骂又赶：“你个骚货，莫来我屋门前挖！” 　　边骂边拿竹条阻拦。母亲虽对三妹说“小妹顽劣，莫与她计较，去别处挖吧”，但那份显而易见的偏袒，更助长了我的气焰。　　父亲常与村中一位叫祁文枚的“老姑父”一同打猎捕鱼（因他岳母曾嫁给我曾祖父为续弦，勉强算沾亲）。　　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父亲与文枚老姑父出门捕鱼。文枚的儿子六老（我叫他六舅舅）上学前，将给他父亲的饭盒送来托母亲转交，母亲也托他顺路护送我上学。　　我却得寸进尺，一路“六舅舅”叫得甜，却把伞塞给他：“六舅舅，帮我打伞！” 　　六舅舅让我自己打，我便故技重施，威胁道：“你不打，我就哭！告诉我妈你不管我！” 　　六舅舅碍于情面，只得忍气吞声地哄着我，为我撑伞。　　我的骄纵任性早已引起同龄伙伴们的不满。一日上学途中，六舅舅、大三妹、飞兰姐妹等同行。路上，他们窃窃私语，谈论着我平日的种种“劣迹”和我母亲的放任自流，终于心生一计。　　六舅舅凑到我身边，煞有介事地说：“繁繁，你书包扣子开了，书要掉出来了！我帮你塞回去！” 　　我书包拉链坏了，是母亲用扣子固定的，对此我深信不疑。　　一路上，这群大孩子轮番上阵，你一言我一语地哄着我：“别动别动，我帮你弄好！” 　　“这个扣子也松了，我按紧！” 　　每人“帮忙”时，竟都神不知鬼不觉地往我书包里塞进一块石头。　　每塞一次，我还感激涕零地道谢，心中暗想他们真好，以后再不骂他们了。　　就这样，在虚情假意的哄骗中，书包越来越沉，我却浑然不觉。　　直到走进教室，晨读铃声响起。我卸下书包放在桌上，解开扣子，拉开坏拉链——哗啦！大大小小的石块倾泻而出！　　两三个有碗口大，其余小如拳头，连两侧小袋也塞得满满当当！　　男同学们哄堂大笑：“汝繁花，你背一书包石头来上学啊？” 　　“哈哈，你这是得罪哪路神仙了？谁敢这样整你呐！” 　　我面红耳赤，呆立当场。看着那一地冰冷的石头，回想起路上那些“关切”的话语和动作，我终于恍然大悟：这沉甸甸的书包，正是我平日恃宠而骄、欺软怕硬种下的恶果，今日终于自食其果。　　那份无地自容的羞耻，连同石头的冰冷重量，刻骨铭心地烙在了童年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