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证明她没有记住,第二天我听见电话铃响时一猜也是她,接了后听见她小声的问:“是花先生吗?”
我正想着怎么回话,她大概没听见声音更紧张了些。
“对不起,我应该打错了。”
“没打错,我是。”我听她要挂赶紧说。
她这才松口气,那时是下午一点多,我听她明显想说“早上好”来着,但改成了“下午好”,又问吃午饭没。
我说吃了,半天又问她吃了没,她几乎和我同时开口说她也吃了。
那时我在想,也许她记性没那么好,凭着模糊的记忆把可能的号码挨个试了个遍,只是不想再像每天一样和我说“晚上好”。
她也真是够无聊的了。但我们都很无聊,所以才认识的不是吗。只是两个无聊的人发生了一个无聊的故事。
晚上正吃着晚饭,又听见电话响,我拦下要过去的母亲去接的,不过只是物业说要交电费了。
看着摆个不停地钟摆,铛铛的响了七下。我又看了眼阴沉的窗外,听见一阵电话铃声。
母亲说她在刷碗让我接一下。
“先生,我要出发啦。”
虽然有了电话但她仍每天都要去城外,还会给我打电话,生怕我等久了。
她说她用盲文在电话机对面的墙上刻了号码,还自豪的说除了她谁也看不懂。不过那些凹凸应该不会引人注目,随她好了。
后来的生活大抵是和先前没什么不同的,我还是整日待在自己的房间,有时坐在桌前盯着空空的白纸发呆,有时坐在窗前看楼下的车水马龙,有时抱着一本读过的书再仔细看一会。
说实在的,我看书时投入情感很快,几乎刚翻开那本书就全然没了上本书的思想,仿佛穿越进了主角的大脑。
如果我不当作家,要是能当一个话剧演员的也蛮好。以前做知青时还和其他几个去的伙伴给人表演过一些小话剧,感觉很喜欢那种氛围,而且一站在那里,我就不再是花子钟了。
真怀念那时候,我还有一双很好的腿。
每天早上多了一个人向我问好,每天晚上回家不久后就会又有人同我说晚安。
大概生活真的是无聊透了,我同一个十七岁的小姑娘玩起了交朋友的游戏。
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人活着有什么盼头的话不会那么枯燥无味,至少也没有那么浑浑噩噩了。
但也许一切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时间还在运转着,很快地运转着。
那天我又和往常一样在窗前望着街道,随意的翻了翻放在腿上《飞鸟集》。它大抵是治愈不了我了。
许是我的问题,我很疑惑,这种很多人能写出来的一句又一句的小诗,为什么泰戈尔的这么著名。
咳嗽声,又是咳嗽声。母亲咳嗽也有些日子了,虽然她一直在压抑着,无时不刻不放缓了声音,隔着两扇门,但在这死气沉沉的房子里,任谁都听的真切。
母亲白天在家的时日变多了。
我不知道能做些什么,见了她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只是把原来没张开过的嘴巴锁得更严实罢。
那日吃饭时我见她的筷子上像沾了血,也许不是,说不准只是西红柿,我总是神经兮兮的。
其实我倒希望这成天唠叨我的老婆子再惹一惹我。
现在想来,我那时大抵不愿面对,不愿去想若真只我一个人在这陌生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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