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80年代：从赶海开始 · 钢笔

　　我把钢笔掏出来，拿在手里，看着它。　　笔帽上镶着道金边，月光底下，亮闪闪的。　　我看着它，看了半天，笑了。　　然后我把它放回口袋，闭上眼睛。　　脑子里跳出个画面—— 　　柜台，玻璃面的，里头摆着电子表。　　货架子，上头挂着喇叭裤。　　桌子，铺着红绒布，摆着录音机，放着邓丽君。　　甜蜜蜜。　　还有门口站着的人——王桂芬，刘衡，陈旭东，林小满。　　陈旭东没在。　　他走了。　　我翻了个身。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我脸上。　　我睁着眼，看着房顶上那些发黄的报纸，看了很久。　　然后我闭上眼睛，睡着了。　　房子买下来的那天，我站在堂屋中间，转了三圈。　　地砖是水泥抹的，我踩上去，能听见回音。墙皮有点脱，但梁是整根的好松木。后头那间柴房，墙歪了，得重新垒。　　我蹲下来。　　掏出钢笔，在地上划。　　装修——八百。　　货架子——二百。　　招牌——五十。　　剩下的钱—— 　　我划着划着，停住了。　　剩下的钱，不多了。　　本来算好的，买完房子还能剩一笔进货。但现在房子涨到三千，装修八百，货架子得打，招牌得做，林林总总算下来，剩下的钱只够进半趟货。　　半趟货。　　我盯着地上那个数字，盯了半天。　　然后我把钢笔收起来，站起来，往外走。　　去找阿建。　　阿建在家，正蹲在院子里擦他那辆摩托车。　　看见我进来，他抬起头，咧着嘴笑：“听说房子买下来了？” 　　“嗯。” 　　他站起来，在抹布上擦了擦手，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根。两个人蹲在院子里抽烟，抽了两口，他问：　　“啥时候再去南方？” 　　我看着他那辆摩托车，没说话。　　他也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看着看着，他笑了：“咋？想骑这个去？” 　　我没笑。　　他把烟头扔地上，用脚碾灭，说：“有事？” 　　我点了点头。　　“说吧。” 　　我从口袋里掏出张纸，递给他。　　纸上划着账——房子花了多少，装修多少，还剩多少，还差多少才能进一趟货。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他接过去，看了半天。看完了，抬起头看着我。　　“差多少？” 　　我伸出一根手指头。　　他愣了一下：“一千？” 　　我摇了摇头。　　“一百？” 　　我又摇了摇头。　　他把那张纸往地上一拍：“你到底差多少？” 　　我说：“差个合伙人。” 　　他愣住了。　　我接着说：“你出钱，我出路。挣了，一人一半。” 　　他盯着我，盯了足足十秒。　　十秒后，他笑了。　　笑完了，他伸出手。　　我握住。　　从阿建家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　　我走在路上，脑子里转着刚才谈的那些——他出两千，我出路，货到了对半分。这样我手里的钱加上他的两千，够进一趟满的，还能多进点新东西。　　我在心里又算了一遍。　　算着算着，发现自己嘴角往上翘。　　走到巷子口，我停住了。　　刘姥姥站在我家门口。　　她背对着我，顶着那个烫卷小头，两片金耳坠子晃着。她对面站着王桂芬——王桂芬蹲在灶台边上择菜，头也不抬，手也不停，像没看见她似的。　　我走过去。　　刘姥姥听见脚步声，转过头来。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脸上堆出笑来——那笑假得跟供销社的塑料花似的，看着就硌应。　　“呦，回来了？”她说，“正想找你呢。” 　　我在她面前站住。　　她上下打量我——从头到脚，从人造革夹克到新皮鞋到手腕上的电子表。打量完了，那笑更假了：　　“听说你把那房子买下来了？有本事啊，这才出去几个月，就挣大钱了？” 　　我没说话。　　她往前走了一步，压低声音，说：“我跟你讲，那房子的事，咱还得说道说道。” 　　我看着她。　　她也看着我。　　看了一会儿，我蹲下来。　　她愣住了。　　我掏出钢笔，在地上划。　　刘姥姥——又来。　　为啥来——不知道。　　想干啥——不知道。　　我怕吗—— 　　我划完，站起来，看着她。　　她低头看着地上那些字，看了半天，抬起头。那脸上的假笑没了，换成了另一副表情——我看不太懂，但我知道那不是高兴。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我说：“意思是你有话直说，别绕。”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我转身进了院子。　　走到王桂芬跟前，蹲下来。　　她还在择菜，手抖得厉害，一根菠菜择了老半天，叶子都揪烂了。我伸手按住她的手，她抬起头，看着我。　　眼眶没红。　　但眼睛里那种东西，比红眼眶还让人难受。　　“她来多久了？”我问。　　“刚来，”她声音细细的，“没一会儿。” 　　我点了点头，站起来，又走到门口。　　刘姥姥还站在那儿，没走。看见我出来，她往后退了一步。　　我说：“房子我买了，手续办了，钱交了。你有啥话，去找老陈说，去找信用社说，别来这儿说。” 　　她瞪着我，那眼神能剜下一块肉来。　　瞪了半天，她转身走了。　　走得快，那两片金耳坠子甩得啪啪响。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那头。　　然后我回头，看着院子里蹲着的王桂芬。　　她还在择菜。　　但那双手，抖得更厉害了。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躺在床上，盯着房顶那些发黄的报纸。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出那些字——那些招工启事，那些“城镇户口”，那些“全民合同制工人”。　　我看了很久。　　然后翻了个身，把手伸到枕头底下。　　钢笔在。　　我把钢笔掏出来，拿在手里，看着它。　　笔帽上那道金边，月光底下亮闪闪的。　　我看着它，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人—— 　　陈旭东。　　他走了。　　去哪儿了？不知道。　　那二十几封信，他说全烧了。　　我躺在那儿，想着他那张脸，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那双补丁摞补丁的黑皮鞋，那句“你要是去了，就别想着回来了”。　　想着想着，窗外有动静。　　我坐起来。　　院子里有脚步声，轻轻的，像猫踩在棉花上。我摸黑下床，走到窗户边，往外看。　　月光底下，一个人影蹲在灶台边上。　　王桂芬。　　她蹲在那儿，手在围裙上搓，搓一下，搓一下，搓得指节发红。她面前什么都没有，就那么蹲着，搓着，像丢了魂。　　我站在窗户边，看着她。　　看了很久。　　然后我躺回床上，闭上眼睛。　　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刘衡。　　到他家的时候，他正蹲在院子里磨刀。看见我进来，他抬起头，说：　　“听说刘姥姥又去了？” 　　“嗯。” 　　他把刀放下，站起来，走到我跟前。上下打量了一遍——从人造革夹克到新皮鞋到手腕上的电子表。打量完了，他说：　　“她跟你说了啥？” 　　“啥也没说。” 　　他愣了一下。　　“啥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