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碗碰了一下。
我喝了口酒，辣得嗓子眼发紧。他看着我，说：
“你以后打算咋办？”
我想了想，说：“房子还在。”
“嗯。”
“装修完了，货架子也打了，招牌也做了，”我说，“就差货。”
他看着我，等我说下去。
我接着说：“阿建那边，钱还留着。他说等我出来，一块儿再去南方。”
他点了点头。
“那就去。”
我看着碗里的酒，看了半天，说：
“但不去石狮了。”
“去哪儿？”
我抬起头，看着他。
“去更远的地方。”
他没问更远是多远，就点了点头，把碗里的酒一口干了。
干完了，他说：
“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愣住了。
他看着我，那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看我，眼里总带着点自嘲，带着点“咱就是个粗人”的自贬。现在，那眼神里啥也没有，就平平静静的，像一口井。
“那二十几封信烧了之后，”他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啥事？”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暂时落魄，总有一天会恢复‘本该有的样子’，”他笑了笑，“但那样子，从来就没存在过。”
我没说话。
他接着说：“我就是我。种地的出身，农村的长相，这辈子也变不成城里人。但那又咋样？”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头的月亮。
月光照在他身上，照着他那件旧军装，那条灰涤纶裤，那双麻绳绑着的黑皮鞋。
他背对着我，说：
“我想去南方看看。不是去找谁，不是去求谁，就是去看看。”
我也站起来，走到他身边。
两个人站在门口，看着月亮。
看了一会儿，我说：
“那就一起去。”
他转过头，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他笑了。
那笑，跟我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没有自嘲，没有不甘，没有那种“我本该如何如何”的怨气。
就是笑。
干干净净的笑。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阿建。
他在家，正蹲在院子里擦那辆摩托车。看见我进来，他站起来，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遍——从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到裤腿上溅着的黄泥点子，到脚上那双解放鞋改的拖鞋。
打量完了，他伸出手，在我肩膀上拍了拍。
“出来了？”
“出来了。”
他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根。
两个人蹲在院子里抽烟。
抽了两口，他说：“钱还留着呢。”
“我知道。”
“啥时候走？”
我想了想，说：“再过几天。”
他扭头看我。
“等个人。”
“等谁？”
我没回答，指了指他手里那张纸——那张去南方的线路图，三个月前我给他添了一笔的那个地方。
他低头看了看，抬起头，看着我。
“那个人，去这儿？”
我点了点头。
他把那张纸往地上一拍，说：“行，那就等。”
从阿建家出来，我去了刘衡那儿。
他还是蹲在院子里磨刀。看见我进来，他抬起头，说：
“又来了？”
“嗯。”
我在他旁边蹲下。
他继续磨刀，磨一会儿，用拇指肚蹭蹭刀刃。蹭完了，他说：
“听说你还要去南方？”
“嗯。”
“这回干啥？”
我想了想，说：“进货。”
他点了点头。
我又说：“还带个人。”
“谁？”
“陈旭东。”
他磨刀的手停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
然后继续磨。
磨完了，他把刀放下，看着我。
那眼神，我看不懂。
看了几秒，他说：
“你变了。”
我愣了一下。
“变啥了？”
他摇了摇头，说不上来。但他就那么看着我，看着看着，突然笑了。
他这人，平时不笑。一笑起来，那张脸看着怪吓人的，像庙里的金刚活了。
但他就是笑了。
笑完了，他站起来，进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块肉，用草绳系着，递给我。
“给你妈带去。”
我接过来。
他又说：“你那个房子，我给你看着呢。没人动。”
我点了点头，站起来，往外走。
走到门口，他在后头喊了一声：“哎！”
我回头。
他站在那儿，站在阳光下，站在那些挂着的肉、那些磨好的刀中间。膀大腰圆的一坨，系着那条胶皮围裙，围裙上还是有干了的血点子。
他说：“下次回来，给我带把好刀。”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行。”
回到家，王桂芬正在院子里晒被子。
我把那块肉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看，说：
“刘衡给的？”
“嗯。”
她把肉收起来，继续晒被子。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她。
她比以前更瘦了，更干了，像一棵被风吹了太多年晒干了水分的老白菜。但她晒被子的时候，还是会用手把被角抻平，一下一下的，抻得认认真真。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来。
她没看我，继续晒被子。
晒完了，她站在那儿，背对着我，说：
“又要走？”
“嗯。”
她不说话了。
我蹲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
看了很久，我开口了：
“妈，我以前……有个东西，压枕头底下压了三年。”
她没回头。
“每天晚上摸出来看一眼，看完再塞回去，”我说，“那东西，我撕了。撒风里了。”
她还是没回头。
我接着说：“但我撕了之后，才发现一件事。”
“啥事？”她问。
我说：“我一直觉得，只要有了城镇户口，就能变成城里人。但城里人不是那么变的。”
她转过身，看着我。
我蹲在那儿，抬头看着她。
阳光照在我们俩中间，照出两道影子，一道长的，一道短的，挨着。
她说：“那你变成啥了？”
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她不说话了。
站了一会儿，她又转过身，继续晒被子。
我站起来，进了里屋。
倒在床上，盯着房顶上那些发黄的报纸。
它们还在。
那些招工启事，那些“城镇户口”，那些“全民合同制工人”，都还在。
我看着它们，看了很久。
然后我笑了。
把手伸到枕头底下——空的。
那支钢笔，那三个月前买的高级货，在里头的时候，让刘衡收走了。他说那是证据，得留着。后来案子判了，他说还我，我说不用了，你留着吧。
所以现在枕头底下啥也没有。
空的。
但我躺在那儿，觉得挺踏实。
傍晚的时候，有人敲门。
我去开门，是林小满。
她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浅蓝色碎花衣裳，手里捧着那本书——《野菊花》。
“给你。”她说。
我接过来。
她说：“这本是送你的。上头……上头我写了字。”
我翻开。
扉页上，她用那笔一笔一划的字写着——
“给那个帮我把它带去南方的人。”
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站在门口，站在夕阳里，脸上有点红。不知道是夕阳照的，还是别的什么。
她说：“听说你还要去南方？”
“嗯。”
她抿了抿嘴唇，把话在嘴里过了一遍筛子，然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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