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馆对面搬来一家成人高等教育自考辅导部,夫妻俩经营的,老板刘老师戴黑框眼镜,老板娘王老师戴红框眼镜,她极爱说话,声音又脆又响亮,跟讲课一样,新鲜的词汇成串涌出滔滔不绝。尖灵一下子视她作偶像,她来买包子都不收钱。 “干什么都要讲法律”,尖灵学她说话,“万事有规则,法律是一种秩序。” “梧南,你知道吧?你要参加成人自考,考个专科,再考个本科,拿上本科文凭,就有资格参加国家司法考试了。然后,你就能做律师了!”王老师边吃饭边跟我说。 “律师?”我心里想着律师是多高级的职业啊。 “律师是懂法律的手艺人,就是好比你会包包子,律师会打官司,就是一门手艺”。 “我能行吗?” “咋不行呢?路虽远,行则将至!我说你啊,肯定行!” “王老师,尖灵行吗?”锦霞故意问她。 “尖灵嘛,可能困难点,不过,尖灵可以当个律师助理嘛!”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王老师真的很想把所有她认识的人都弄到她的辅导部里去交钱学习去。 婷婷来运城念高中了,她考上了运城最好的高中—康杰中学。 我妈和尖灵妈常来店里帮忙干活,我也就能有些空闲。 王老师常常叫我去辅导部玩会,我交了钱,开始学习,她帮我选了专业,就学法律。 但是,第一次听课,我就给睡着了。 看书,看不懂。什么也看不懂。那些字一个一个都也认得,但组合在一起,就都不认得了。 打烊了以后,锦霞和雪梅去澡堂洗澡,我们坐在店门口,看着月亮,它也看着我们。 “尖灵,我都看不懂那些法律书,好难啊。怪不得老天爷不让我上学,估计我上学也上不出个啥样来......” “但是你一定要当律师啊,这样我才能当助理律师。” “尖灵,律师哪里那么好当的。人家念大学四年本科,我连高中都没念过......” “是我不好......” “咳,尖灵,谁给你的花啊?” 她耳朵边别着王老师给她的月季花,这是学电视上的某个女生的打扮,她的眼睛在月色里闪着奇异的光,如南吴村的泉水般清澈,吸纳了所有的月光再温柔地折返出来。那光芒里有种令人心安的纯净。她微笑着看向我。 “你说过毛主席打仗的时候很难,周总理治理国家的时候也很难......” “对啊,这点困难倒肯定没有他们那么难......” “我好想爷爷啊......” 尖灵,她是多美好的人啊。我们一定是在某个时空里有一个忠实的约定,所以不早不晚一起来到这个世界。 第二天,早饭刚做好,来了十来个少年,最大的不过十七八,最小的可能才十四五。 “老板,要早饭!有什么上什么!”领头的男孩敲着桌子。 我认得他——这条巷子头里餐馆老板的儿子。他爸上周来警告过我,说让我们停了中餐,只做早餐和晚餐。 我们给他们上了包子、烧饼,煎蛋,八宝粥,煮方便面,豆浆。 这些孩子眼睛里有种刻意装出来的凶狠,像还没学会捕食的小兽在龇牙。 他们坐到我们卖完早餐以后,才走了。 中午从11店坐到三点,锦霞和雪梅给他们做了很多饭菜,我问他们:“吃饱了吗?不够的话再做别的。” 他们根本不理会,吃完饭也不走,坐着。 晚餐时间照旧,从5点坐到9点。 尖灵问他们:“你们不去书房吗?” 他们吼她:“傻子懂什么?” 第二天,他们来得更早。 就这样,一直到第七天。 锦霞和雪梅姐,她们两个都有这么大的孩子留在XZ,看着他们像看见自己的孩子,满心满眼的喜欢,给他们做了很多好吃的,分量很足。 我知道,这种挑衅绝不简单。它可能伴随着的争吵、推搡,或是某种积压已久的暴力突然爆发。它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荡开,又一次精准地击中了我们。 我异常警惕。 这些孩子在饭店里,大声嚷嚷,肆意玩笑,看到有客人进来,就把人赶出去。我的后背绷直,手指冰凉,脑子里飞快地闪过最坏的画面,我不敢争执,心跳得像擂鼓。我赔不起,任何意义上的“赔不起”。我怕任何一点火星,都会引燃我们脚下看似平静、实则布满干柴的生活。 我对我们所有人说:平安,平安就好。不要再有任何波澜,不要有任何争执,不要有任何出事的可能。 我活得像个走钢丝的人,脚下是看不见底的深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维持平衡,维持这可怜的、脆弱的平静。我把所有的尖锐都磨平,所有的棱角都藏起,对世界挤出最驯顺的笑容。我的心,日复一日地缩着,感知不到喜悦,也几乎感觉不到悲伤,只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鸣的恐惧。 第七天,领头的那个拿着钱放在我面前。“以后我们不来了。”他说,“这是这几天我们吃饭的钱,也不知道够不够,我爸就给了这么多。” “不用的。你们拿回去吧。”我把钱塞进他手里。“以后尽管来吃饭就好了。” “我叫李进。我跟我爸说了,你们是好人,不要他为难你们。” “谢谢你。” “不用谢。” 自此,李进常来吃饭。他付钱,而且他待尖灵很好。 再后来,他考上西安的大学,暑假寒假回来还来小馆里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