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七十四 · 第十九章回魂

　　那沉入黑暗的路，似乎也并不爽快。总有些断续的、破碎的光影，如同水底的泡沫，咕嘟咕嘟地冒上来，又噗地破灭。有时是母亲在灶前佝偻的背影，有时是阿英那编着狗尾巴草的手，有时是大疆实验室里那跳跃的绿色曲线……它们搅扰着那最终的宁静，让我这即将熄灭的残烛，竟也不能痛快地燃尽。　　恍惚间，仿佛听见人声，是阿敏的，带着哭腔，又夹杂着一个陌生的、沉郁的男声。又觉着身子被搬动，颠簸着，像一袋无主的粮食。有冰冷的东西贴上胸口，有刺眼的光掠过眼皮。这些感觉都是模糊的，隔着一层厚厚的、名为“死亡”的毛玻璃。　　待到我真正能睁开些眼，看清些物事，已不知是几日之后了。入眼是煞白的屋顶，一盏日光灯管默默地亮着，发出低沉的嗡鸣。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与某种陈旧织物的混合气味。我转动干涩的眼珠，看见自己躺在一张铁架床上，身上盖着浆洗得发硬的白色被子。床边立着一个铁架，上头吊着玻璃瓶，透明的液体正顺着一条细长的管子，一滴，一滴，注入我青筋暴起的手背。　　这是一间狭小的病房，统共三张床。邻床躺着个枯瘦的老人，不住地呻吟；靠门那张空着，被子叠得齐整，倒像一座无言的坟。　　我竟没有死成。　　门帘一动，一个身影走了进来。不是阿敏，是一个约莫五十余岁的男子，穿着半旧的工装，头发花白，面容黝黑，皱纹如同刀刻，一双眼睛却沉静得很，像两口深井。他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见我睁着眼，脚步顿了一下，那沉静的眼波里，似乎掠过一丝极淡的松动。　　“醒了？”他走到床边，将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声音不高，带着些沙哑。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只发出嗬嗬的声响，如同破败的风箱。　　他拧开保温桶，一股米粥的清香飘了出来。他用小勺舀了少许，递到我唇边。那温热的、带着米油香的液体滑过干裂的喉咙，竟激起一阵剧烈的呛咳，连那点滴的针头都险些震脱。他却不慌，放下勺子，用一块干净的手帕，替我擦拭嘴角。　　“慢些。”他只说了两个字。　　此后几日，他便这般照料着我。喂粥，擦身，扶我如厕，动作不算轻柔，却有种不容置疑的稳妥。我从他断断续续的言语中，拼凑出了大致的轮廓。他姓陈，是个水电工，也住在那片农民房里。那夜我咳血昏死过去，阿敏慌了神，在楼道里哭喊，是他闻声过来，见我情形不好，二话不说，背起我便送到了这间社区的卫生院。医药费，也是他先垫付上的。　　“阿敏呢？”我终是能发出些声音了，嘶哑地问。　　陈师傅正在削一个苹果，那苹果皮连绵不断地垂下来，像一道黄色的溪流。他头也不抬，平淡地说：“走了。留下些钱，说是……对不住你。” 　　我闭上眼。心里并无多少波澜，仿佛听着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她走了，也好。这本就是她该走的路。　　“为何……救我？”我看着他那张被风霜浸透的脸，“我这般……废人……” 　　他停下削苹果的手，抬起那深井般的眼睛，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怜悯，没有施舍，只有一种看惯了生死的、近乎冷酷的平静。　　“都是讨生活的人，”他将削好的苹果递给我，依旧平淡地说，“看见了，伸把手，不算什么。” 　　“看见了，伸把手。”这轻飘飘的六个字，却像一块沉重的烙铁，烫在我那早已麻木的心上。我想起在大疆，那些精致的、衡量一切的“量器”；想起那为了“大局”而被牺牲的“可接受范围”；想起那冰冷的、“优化”的绞索……那些冠冕堂皇的道理，那些精密计算的得失，在这最质朴的六个字面前，竟显得如此苍白，如此可笑。　　我这“周南渡”，半生所求，不过是一个“渡”字，渡向更好的生活，渡向技术的殿堂，渡向所谓的成功与尊严。却不料，在这濒死的边缘，被一个素昧平生的、最底层的工匠，用这最原始的“伸手”，给硬生生地“渡”了回来。　　陈师傅话不多，照料我却极有耐性。他白日去做工，夜里便来守着我。有时带来一份街边买的肠粉，有时是一包治咳嗽的甘草片。他不问我的过去，也不谈他的将来。我们之间，便只有这病房里日复一日的、沉默的陪伴。　　我的病，竟在这简陋的卫生院里，一点点地好了起来。烧退了，咳也轻了。那点滴瓶里的液体，仿佛不仅是药，更像是某种生命的活水，重新注入了我这具几成“寒灰”的躯壳。　　能下地走路的那天，陈师傅扶着我，走到卫生院门口。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眯着眼，看着街上熙攘的人流与车马，恍如隔世。那曾让我感到压抑与绝望的城市，此刻看来，竟也有了几分陌生的鲜活。　　“回去吧。”陈师傅在一旁说。　　我点了点头。这回，却不是回那农民房的“棺材”，而是回陈师傅那间同样简陋、却收拾得井井有条的租屋。我这已然“回魂”的性命，是从他那里借来的，总得有个暂时的依托。　　只是这回魂之后的路，又该如何走呢？我这第二次的生命，难道还要重复那前半生的挣扎与沉浮么？这问题，像这南国春日里潮湿的空气，沉甸甸地压了下来，比那濒死的黑暗，似乎也轻松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