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了圣旨揭黑幕安南这一劫我接了

第237章 墨翁出山助百工

　　这一番交流，竟是前所未有的顺畅。沈墨仿佛遇到了难得的知音，谈兴愈浓。江枫看准时机，在他分析完一个特别棘手的赋税案例后，叹息道：“先生之言，令晚辈茅塞顿开。只可惜先生之高才，隐于山林，终日与琐碎纠纷为伴，实乃大材小用。安南、枯水两地政务交织，此类疑难层出不穷，亟需如先生这般精通律法、恪守程序之人，主持厘清章法，制定规程，使政务运行皆有法可依，有例可循，而非凭官吏一时好恶或蛮力处置。此非仅为效率，更是为求一个‘公正’二字。” 　　他紧紧抓住“程序”、“法据”、“公正”这些沈墨最看重的关键词，继续道：“晚辈欲在安南设一‘律例馆’，并非断案诉讼，而是专司研究律法、厘定政务规程、审核契约文书、培训吏员知法守法。若先生不弃，晚辈愿以师礼相待，请先生出山主持此事。先生可依据律法精神，结合两地实情，订立一套清晰、公正、可行的章程。如此，先生所学方能真正泽被苍生，而非空对山林。” 　　江枫的话语极尽真诚，完全摒弃了上位者的姿态，而是以一个求教者、一个希望建立法治秩序的合作者的身份发出邀请。他给予的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能让沈墨的学问和原则得以彻底实践的平台。 　　沈墨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看着石桌上那本写满案例的册子，又看了看那两罐茶叶，再看向眼前这位目光恳切、言谈间显示出对律法程序极大尊重的年轻县令。他一生所求，无非是将律法条文应用于实际，追求一个程序严谨、权责分明的治理状态，却始终不得志，只能隐居于此。 　　如今，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摆在面前。不是去断案，而是去立法度、定章程，从源头确保公正。这对他而言，诱惑太大了。 　　良久，沈墨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老朽…需看过安南现有之全部律法文书、政务流程、吏员考核章程之后，方能决定。” 　　这就是松口了！他要用他最严格的标准去审视，然后再做决定。 　　江枫心中一定，立刻道：“理应如此！晚辈即刻命人将全部相关文书整理妥当，送至先生处。先生可细细审阅，任何觉得不合律法、不合程序之处，尽可批注。晚辈绝无异议！” 　　离开沈墨居所时，夕阳已西下。江枫知道，他已成功了一大半。对于沈墨这样的人，强权利益无法打动，唯有对其学问的尊重、对其原则的认可，以及提供一个能让其理想付诸实践的舞台，才能真正请其出山。一旦沈墨加入，安南的整个治理体系，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规范性和合法性，其影响力将难以估量。 　　江枫深知，若将沈墨这般极端重视程序法理之人引入体系，虽能极大提升规范性与合法性，但亦可能导致体系僵化，缺乏应变弹性。 　　为平衡可能出现的弊端，他决定寻访另一位能与沈墨形成制衡、并提供不同思路的学者。苏怀瑾再次提供了线索——河泊所对岸的山中，隐居着一位名叫陶弘的老先生，此人与沈墨曾是州府衙门的同僚，却因学术理念截然不同而素来不睦。 　　陶弘精通的是儒家经义与史鉴，推崇的是“经权之道”，主张执经达权，通变适用，最是看不惯沈墨那般胶柱鼓瑟。 　　这一次，江枫的准备又自不同。他令栓柱整理的不是律例案例，而是安南、枯水两地近年来遇到的各类“例外”情况：那些律例未曾明确规定、或按规定处理反而会引发更大不公的棘手事务。他又备下了一套前朝孤本史论，作为见面礼。 　　陶弘的居所与沈墨的隔水相望，却气象迥异。沈墨处冷峻严谨，陶弘这里则颇有几分散淡自然之气。竹篱疏落，院内种着些瓜果蔬菜，甚至还有几只鸡鸭踱步。陶弘本人，面色红润，须发皆白，穿着一件宽大的旧道袍，正坐在院中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翻阅一本泛黄的兵书。 　　见江枫来访，他并未起身，只是笑眯眯地指了指旁边的马扎：“县令大人来了？坐坐坐，老夫这儿没那么多规矩。”语气随意，仿佛来的不是一位县令，而是邻家后生。 　　江枫依旧执礼，送上那套孤本。陶弘接过来，翻看几页，眼中露出惊喜：“哟，好东西！大人有心了。”他毫不推辞地收下，显得很是洒脱。 　　“晚辈听闻老先生精通经史，尤擅通变之道。近日治理地方，遇些难题，律例无明文的，或依律反生窒碍的，特来请教老先生的高见。”江枫开门见山，递上那册“例外案例”。 　　陶弘接过，略略翻看，便哈哈一笑，将册子随手放在一旁：“沈墨那老家伙看过了吗？他是不是又引经据典，给你批注了一大堆‘于法无据’、‘程序有瑕’？” 　　江枫微笑不语。 　　陶弘嗤笑道：“他那套，对付寻常事务还行，遇上真难题，屁用没有！圣人立法，岂能预知万世之情？《易》云‘穷则变，变则通’。为政之道，贵在识得‘经’与‘权’。经者，常道也；权者，应变也。死守条文而不知权变，乃是庸吏所为！” 　　他随即拿起册子，信手指点着上面的案例：“你看此事，依律当罚没家产，但其家情况特殊，若真罚没，孤儿寡母立时便无活路，岂不反而逼出人命，有伤天道仁和？此时便当用‘权’，可令其以工抵偿，或限期缴纳，既示惩戒，又存生机。再看彼事，两地界争，律例模糊，纠缠不清，与其耗费时日查考故纸堆，不若各退一步，另立新约，共遵之，此乃‘创设例’之功也…” 　　他侃侃而谈，不引具体律条，而是援引史书上的类似事件处理方式，阐述儒家“仁政”、“中庸”思想在具体政务中的灵活运用，强调既要合乎大义，又要顾及人情时宜。 　　江枫听得频频点头，适时发问：“然则，老先生，‘权变’之度何在？若无约束，岂非成了官吏肆意妄为的借口？” 　　“问得好！”陶弘击掌道，“‘权’非乱权，需基于‘经’！需明大义，知廉耻，存仁心。且‘权’之后，需能回归于‘经’，或形成新的‘例’，为后人所循。此中分寸，存乎一心，非熟读经史、深谙世事者不能把握。故而，教化吏员，使其明理知耻，远比仅仅熟背律条更为根本！” 　　这与沈墨的观点几乎针锋相对。一个重程序法条，一个重经义权变；一个相信严格的制度，一个更依赖执行者的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