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神探：从零开始扬名洛杉矶 · 第141章叫忠国吧。忠诚的忠，国家的国。

　　2001年9月，洛杉矶国际机场。　　费利克斯·劳伦斯走出大厅，九月的阳光刺得他眯起眼睛。　　他穿着一件廉价的灰色T恤，外面套着深蓝色的连帽衫，牛仔裤洗得发白，脚上是一双旧运动鞋。　　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就是那种墨西哥移民常用的款式，十五美元一个，在蒂华纳的市场上到处都是。　　没有人接机。　　他站在出口处，看着那些举着名牌的司机，看着那些拥抱亲吻的家人，看着那些拖着行李箱匆匆走过的旅客。　　站了大概两分钟。　　然后转身，走向公共交通区。　　他买了一张去市中心的巴士票，五美元。　　巴士很旧，空调嗡嗡响着，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霉味。　　乘客大多是拉丁裔，有几个亚洲面孔，都是那种一看就是刚下飞机、还没来得及融入这座城市的生面孔。　　费利克斯靠窗坐着。　　窗外是高速路两旁无尽的广告牌，麦当劳，沃尔玛，雪佛兰，二十世纪福克斯，一块接一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更远的地方，能看到那些棕榈树，瘦瘦高高的，像一排排站岗的士兵，顶着那一小撮绿色的叶子。　　车子开了四十分钟。　　在第七街下车。　　费利克斯站在街角，看着那些高楼，看着那些来往的车流，看着那些肤色各异的行人。　　空气中有一股气味。　　汽油味，尾气味，热狗摊上的洋葱味，还有某种说不清的、属于这座城市的味道。　　嘈杂。　　混乱。　　生机勃勃。　　费利克斯深吸一口气。　　这就是美国。　　他朝东走。　　走了大概二十分钟。　　拐进一条窄街。　　这条街两边都是那种老旧的公寓楼，三层高，外墙斑驳，晾衣绳上挂着各种颜色的床单和衣服。　　街边停满了车，都是开了很多年的旧车，车身上有锈斑，保险杠上有撞痕。　　街角有一家墨西哥杂货店，门口摆着一台冷藏柜，里面放着各种饮料。　　店门口蹲着两个拉丁裔青年，正在抽烟，看着费利克斯走过，目光在他身上停了一下，又移开。　　费利克斯走到一栋灰色公寓楼前。　　四十二号。　　他推开门，楼道里很暗，感应灯没亮。　　他摸黑爬上三楼。　　三百零八室。　　门是老式的木门，刷着深绿色的漆，漆面起泡剥落。　　他掏出钥匙。　　开门。　　是一个单间。　　大概十五平米。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　　窗户对着后面的巷子，能看到对面那栋楼的砖墙和一扇生锈的防火梯。　　床上铺着薄薄的床垫，上面罩着白色的床单，很干净，像刚换过。　　桌上放着一封信。　　白色的信封，写着他的名字：　　费利克斯·劳伦斯。　　他拆开信。　　里面是一张纸。　　上面只有几行字：　　“楼下杂货店的老板是自己人，需要什么跟他说。　　三日后，下午两点，圣莫尼卡大道，Sizzler自助餐厅，靠窗第三个位置。　　接头人面前会放着一本《洛杉矶商业杂志》。” 　　费利克斯把信收起来。　　三天后。　　2001年9月18日，下午两点。　　圣莫尼卡大道，Sizzler自助餐厅。　　费利克斯坐在靠窗第三个位置。　　他面前放着一盘烤牛肉，还有一杯可乐。　　对面坐着一个男人。　　五十多岁，白人，头发灰白，脸上皱纹很深，穿着一件旧西装，领带系得松松垮垮。　　他的左手边放着《洛杉矶商业杂志》，封面朝上，放在桌边。　　此刻他正在对付一块牛排。　　切一块，叉起来，放进嘴里，嚼，咽下去，然后喝一口咖啡。　　动作很慢，很稳，像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　　他放下叉子，看着费利克斯。　　“路上顺利吗？” 　　费利克斯点头。　　“顺利。” 　　男人嗯了一声。　　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目光透过杯子边缘，打量着费利克斯。　　打量了很久。　　然后他放下杯子。　　“我叫托马斯。” 　　他说。　　“以后就是你的联系人。” 　　费利克斯点头。　　托马斯看着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到费利克斯面前。　　“里面有你的证件，社保卡，驾照，还有五千美元现金。够你用一阵子。” 　　费利克斯接过信封，没打开，直接塞进连帽衫的内袋。　　托马斯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点审视，也有一点满意。　　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放在桌上。　　“这顿我请。” 　　1982年。　　老中，西北某地。　　一个偏远的小县城。　　十一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　　山是秃的，土是黄的，天是灰的。　　风吹过来像刀子，刮在脸上生疼。　　县城只有一条主街，两边是那种六七十年代建的平房，灰砖灰瓦，墙上的白灰早就剥落了，露出里面斑驳的土坯。　　街上有供销社，有邮局，有卫生院，还有一家国营饭店。　　饭店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招牌，字迹都快看不清了。　　街上人不多。　　偶尔有穿着蓝布棉袄的农民赶着驴车经过，驴蹄子踩在土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徐国伟从县革委会的大院里走出来。　　脑子里回荡着那句话。　　“这是外国同志的后代，夫妇俩牺牲的时候要求让孩子留在老中。” 　　徐国伟三十出头，个子不高，一米七左右，但很结实。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领子立起来，遮住半张脸。　　脸是那种很普通的西北汉子的脸，粗糙，黑红，颧骨突出，眼窝深陷。　　那双眼睛不普通，黑得发亮，看人的时候很稳，像一潭深水。　　此时，他怀里抱着一个襁褓。　　襁褓是用旧棉袄改的，深蓝色，洗得很干净。　　里面裹着一个婴儿。　　婴儿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嘴唇微微嘟着，呼吸很轻。　　徐国伟抱着他，走得很慢。　　每一步都很小心，像抱着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街上有人看见他，好奇地多看两眼，但没人上来搭话。　　这年头，谁家没点事呢？　　徐国伟走到街角，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　　巷子两边都是土坯房，墙上有裂缝，屋顶铺着黑色的油毡，压着几块砖头。　　院门口堆着蜂窝煤，还有晒干的红辣椒串。　　走到巷子尽头，第三家。　　他推开那扇木门。　　院子不大，二十来平米。　　正屋是三间土坯房，东边是厨房，西边是杂物间。　　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叶子早就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着，像干枯的手指。　　树下堆着一些劈好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　　徐国伟走进正屋。　　屋里很暗。　　只有一扇窗户，窗户上糊着旧报纸，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　　屋里很简陋。　　一张炕，炕上铺着旧褥子，褥子上打着补丁，但洗得很干净。　　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老式衣柜，柜门上的镜子裂了一道缝，用胶布粘着。　　墙上挂着一幅年画，是抱着大鲤鱼的胖娃娃，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　　灶台边，一个女人正在做饭。　　赵丹。　　二十八岁。　　她长得不算漂亮，脸有点圆，皮肤有点黄，常年劳作的手粗糙，指节突出。　　她的眼睛很温柔。　　黑黑的，亮亮的，看人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点笑意。　　此刻她正往灶里添柴火，火光映在她脸上，一跳一跳的。　　听见门响，她抬起头。　　看见徐国伟，她笑了。　　“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早？” 　　然后她看见他怀里的襁褓。　　笑容凝固在脸上。　　她站起来。　　动作很慢，像不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　　她走到徐国伟面前。　　低头看那个襁褓。　　看那张小脸。　　看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　　看着徐国伟。　　“这是...” 　　她的声音有点抖。　　徐国伟看着她。　　他知道她在想什么。　　他早就想过无数遍，该怎么跟她说。　　但真到了这一刻，那些准备好的话，一句都说不出来。　　他只是说：　　“孩子。” 　　顿了顿。　　“我们的孩子。” 　　赵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她看看那个婴儿，又看看徐国伟。　　看看徐国伟，又看看那个婴儿。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声音。　　最后她问：　　“哪来的？” 　　徐国伟沉默了几秒。　　他说：　　“捡的。” 　　赵丹看着他。　　那个目光很复杂。　　她知道他在说谎。　　他们结婚五年了，她知道他什么时候说谎。　　但她也知道，他做的事，有些是不能问的。　　他偶尔出差，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　　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带一些东西。　　从不多说。　　她也从不多问。　　这是规矩。　　她低下头。　　又看那个婴儿。　　婴儿还在睡，小嘴微微嘟着，呼吸很轻。　　他的脸肉嘟嘟的，眼睛闭着，睫毛长长的，在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　　赵丹看着那张脸。　　看着看着，她的眼睛就移不开了。　　她伸出手。　　手指有点抖。　　轻轻地，碰了碰婴儿的脸。　　好软。　　软得像棉花，像刚出锅的白面馒头。　　婴儿动了动，小嘴吧唧了两下，又睡了。　　赵丹的嘴角，慢慢浮出一丝笑。　　她抬起头，看着徐国伟。　　“男孩女孩？” 　　徐国伟说：　　“男孩。” 　　赵丹点点头。　　她又低头看婴儿。　　看了一会儿，她说：　　“给我抱抱。” 　　徐国伟把婴儿递给她。　　赵丹接过来，动作很小心，像接一件易碎的瓷器。　　她把婴儿抱在怀里。　　轻轻地晃。　　嘴里轻轻地哼着，没有词，只是哼着调子。　　婴儿在她怀里动了动，小脸往她胸口蹭了蹭，继续睡。　　赵丹看着他。　　看着那张小脸。　　看着看着，眼眶就红了。　　徐国伟站在旁边，看着她。　　他知道她为什么红眼眶。　　她快三十了。　　在他们这地方，这个年纪的女人，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但她一直没有。　　不是不想要。　　是身体不行。　　去县医院看过，说是输卵管堵塞，不好治。　　去省城也看过，花钱不说，折腾了好几趟，还是不行。　　这些年，她嘴上不说，但徐国伟知道，她心里苦。　　每次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她都会多看两眼。　　那眼神，他懂。　　现在，她抱着这个婴儿。　　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婴儿。　　她抱着他，像抱着这辈子的念想。　　赵丹抬起头。　　看着徐国伟。　　“他叫什么？” 　　徐国伟摇摇头。　　“还没起呢。你起一个吧。” 　　赵丹低头看着婴儿。　　想了很久。　　然后说：　　“叫忠国吧。” 　　她说。　　“许忠国。忠诚的忠，国家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