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80年代：从赶海开始 · 节奏

　　那人跟着节奏晃，晃得浑身都是劲儿。　　陈旭东开口了：“知道那是谁不？” 　　我摇头。　　“老李家的二小子，”他说，“去年还在家种地呢。今年跑南方倒腾了一趟电子表，回来就骑上这个了。” 　　我没说话，就盯着那摩托车看。　　“听说挣了这个数。”陈旭东伸出两根手指头。　　两万？　　我心里咚地跳了一下。　　两万块。　　我这两千三，是攒了三年的。从十八岁开始，种地、打零工、帮人收粮食、冬天去砖窑脱坯，一分一分攒出来的。攒了三年，攒出个两千三。　　人家一年，挣两万。　　那歌还在放：“……芝麻开门芝麻开门，阿里巴巴……” 　　我站起来。　　陈旭东也站起来。　　“你去哪儿？”他问。　　我没回答，就往前走。走过供销社，走过那辆摩托车，走过那个戴着蛤蟆镜晃来晃去的人。走到巷子口，拐进去，走几步，停下来。　　刘衡的肉铺。　　他正蹲在院子里磨刀，听见脚步声，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去了。　　“来了？”他说。　　我走进去，在他旁边蹲下。　　他也不问我为啥来，就继续磨他的刀。磨一会儿，用拇指肚蹭蹭刀刃，试试快不快。蹭完了，把刀放下，从耳朵上拿下根烟递给我。　　我接过来，没点。　　“房子手续办了？”他问。　　“没办成。” 　　他嗯了一声，好像早知道似的。　　“说是农业户口不能买镇上的房子，”我说，“得城镇户口。” 　　他又嗯了一声。　　我蹲在那儿，手里攥着那根烟，攥得烟纸都皱了。　　刘衡把刀搁一边，掏出火柴，划着，递到我面前。我凑过去把烟点上，吸了一口，呛得咳嗽。　　他看着我咳，也不笑，就说：“头回抽？” 　　“不是。” 　　“那是心里有事。” 　　我没说话。　　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那口大缸边上，从里头捞出块肉来，拎着走回来，往案板上一扔。拿起刀，开始切肉。刀快，肉一片片落下来，薄得透亮。　　“我跟你说个事儿，”他一边切一边说，“你听不听？” 　　“说。” 　　“你知道我为啥在这镇上杀猪杀了十五年，没人敢动我？” 　　我没回答。　　他切完一片肉，把刀在围裙上一抹，看着我：“因为我杀猪的时候，从来不想别的事。” 　　这话什么意思？　　他把刀放下，走过来，在我旁边蹲下。膀大腰圆的一坨，蹲下来像座肉山。　　“你刚才蹲那儿，”他说，“脸上写着仨字。” 　　“啥字？” 　　“不甘心。” 　　我没说话。　　他伸出一根手指，往我胸口戳了戳，戳得我往后仰了一下：“不甘心没用。你得想清楚，你到底想要啥。” 　　我想要啥？　　我想要城镇户口。　　我想要那间房子。　　我想要刘姥姥不敢再来闹。　　我想要…… 　　我脑子里突然跳出那辆摩托车，那个戴着蛤蟆镜晃来晃去的人，那两根手指头。　　两万。　　“我想……”我开口了，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刘衡看着我，等着。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两个字吐出来：“挣钱。” 　　“挣多少？” 　　“多，”我说，“很多。” 　　他盯着我看了三秒，然后站起来，走回案板边上，继续切肉。切着切着，他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话：　　“那你得先想明白，挣了钱之后，你想干啥。” 　　我愣住了。　　挣了钱之后？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从我开始懂事那天起，我想的就是怎么离开那几亩地，怎么弄个城镇户口，怎么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有一天得求我办事。挣钱……挣钱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但我刚才说的，是“挣钱”。　　不是“想当城里人”。　　不是“想弄个户口”。　　就是“挣钱”。　　刘衡没回头，但好像后脑勺长着眼睛：“想明白了？” 　　我想了想，说：“想明白了。” 　　“那去吧。”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喊了一声：“哎。” 　　我回头。　　他拎着刀，站在案板边上，阳光从院子里照进来，照在他身上。他说：“那个老李家的二小子，下个月还要去南方。你要是有想法，找他聊聊。” 　　我点了点头，走了。　　从刘衡那儿出来，我没回家，直接去了陈旭东家。　　他家在镇子西头，一间小屋，门口堆着些破烂——破筐子、烂木头、几个锈得不成样的铁桶。他坐在门口，手里拿着本书，凑得很近在看。　　我走过去，他抬起头，看见我，把书合上。　　“想明白了？”他问。　　我蹲下来。　　他门口是砖地，铺得不平，高一块低一块。我蹲下的时候硌得慌，换了个姿势，还是硌。索性不换了，就硌着。　　“那个老李家的二小子，”我说，“下个月还去南方。” 　　陈旭东嗯了一声。　　“我想去找他聊聊。” 　　他又嗯了一声。　　我等了一会儿，他没说别的话。　　“你不问问我想聊啥？” 　　他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点自嘲，说：“你想聊啥，我还用问？”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根，自己也点上。两个人蹲在他家门口抽烟，太阳慢慢往西斜。　　“我跟你说个事儿，”他开口了，“你听不听？” 　　“说。” 　　他把烟灰弹了弹，说：“我床底下有个木箱子。” 　　我等着他说下去。　　“箱子里头，有二十几封信，”他说，“写了一半，从来没寄出去过。” 　　我扭头看他。　　他盯着前面，盯着巷子口那棵歪脖子树，眼神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　　“每封信，”他说，“都是写给一个人的。那个人，是我觉得能帮我一把的人。” 　　我没说话。　　“有写给县里干部的，有写给厂里领导的，有写给……有写给一个我小时候见过一面的、据说是省城大干部的亲戚的。”他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二十几封，没一封写完过。写到一半就写不下去了，不知道咋往下写。不知道人家凭啥帮我。” 　　他把烟头扔地上，用脚碾灭——碾之前还是先用鞋底蹭了两下，他那双皮鞋已经不像昨天那么亮了，沾了灰。　　“你比我强，”他说，“你想的是自己挣。我想的是等人帮。” 　　我看着他那双鞋，看了几秒，说：“我也等人帮过。” 　　他扭头看我。　　“招工启事，”我说，“我枕头底下压了三年。每天晚上睡觉前摸出来看一眼，看完再塞回去。三年了，一张也没用上。”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这回是真笑，不是那种自嘲的笑。　　“咱俩，”他说，“俩傻子。” 　　我也笑了。　　笑完了，我站起来，说：“我去找那个老李家的二小子。” 　　他也站起来，说：“我跟你一块儿去。” 　　老李家的二小子叫李建国，比他爸给他起的这名字洋气多了。他让我们叫他阿建，说南方人都这么叫。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在镇上那家新开的录像厅门口，正跟几个人吹牛。看见我们走过去，他停了嘴，眯着眼打量。　　陈旭东上前递了根烟，他接过去，夹耳朵上，说：“啥事？” 　　“听说你下个月还要去南方，”陈旭东说，“想跟你取取经。” 　　阿建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取经？取经得交学费。” 　　我在旁边开口了：“多少？” 　　他扭头看我，上下打量了一遍——从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到裤腿上溅着的黄泥点子，再到脚上那双露出脚趾的解放鞋改拖鞋。打量完了，嘴角扯了扯，说：“你？” 　　“我。” 　　他把耳朵上那根烟拿下来，点上，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里，他的眼神让我想起刘衡——但不是那种刀尖子挑过来的冷，是一种……一种掂量的感觉。　　他在掂我值不值得他费口舌。　　我让他掂。　　蹲下来。　　录像厅门口是水泥地，我用手指头抹了抹灰，掏出圆珠笔，在地上划。　　阿建愣住了。　　那几个人也愣住了。　　我划我的。　　先画个圈——南方。　　再画个箭头——去。　　再画个问号——带啥？　　再画个问号——咋卖？　　再画个问号——挣多少？　　我划完，抬起头，看着阿建。　　他嘴里的烟差点掉下来。　　“你这是……”他指了指地上那些字，“啥意思？” 　　“意思是我没去过南方，”我说，“但我算过账。” 　　他蹲下来，凑近看那些字。看了一会儿，抬头看我，那眼神变了。　　“你算过啥账？” 　　我从他手里把那根烟拿过来——他还没反应过来——在地上那些字旁边接着划。　　路费——算过了。　　货钱——算过了。　　回来能卖多少——打听过了。　　风险——想过。　　我划完，把烟还给他。　　他接过去，盯着地上那些字，盯了半天，突然笑了。　　“行啊，”他说，“有你的。” 　　他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说：“明天晚上，我家，咱细聊。” 　　然后他转身进了录像厅，门帘子一掀，里头传出来打打杀杀的声音。　　我和陈旭东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陈旭东说：“成了？” 　　我说：“成了。” 　　往回走的路上，天已经擦黑了。　　月亮还没升起来，星星倒出来了几颗，稀稀拉拉挂在天上。我走得快，陈旭东在后头跟着，他那双皮鞋踩在土路上，咯噔咯噔响。　　走着走着，他突然问了一句：“你想好要干啥了？” 　　我没回头，说：“想好了。” 　　“干啥？” 　　“倒腾电子表。” 　　他嗯了一声，没再问。　　又走了一段，他突然又开口了：“你知道这事儿有风险不？” 　　我站住了。　　他也站住。　　我转过身，看着他。天黑下来了，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看见他站在那儿，身形瘦瘦的，像一株被移植到村里的花。　　“知道，”我说，“啥事儿都有风险。” 　　他往前走了一步，离我近了点，声音也低下来：“我说的风险，不是赔钱那种风险。” 　　“那是啥？”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是你回不来了那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