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80年代：从赶海开始 · 围裙

　　她还是站在那儿，眼眶红红的，手在围裙上搓。　　我走过去，从她身边经过，进了里屋。倒在床上，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出那张招工启事。　　县化肥厂。　　城镇户口。　　我把启事凑到眼前，盯着那几行字，盯了很久。　　然后把启事折好，塞回枕头底下。　　躺在那儿，盯着房顶上那些发黄的报纸。报纸上那则招工启事的字，我能背下来了。背了八百遍了。　　但今天背的时候，脑子里跳出来的不是那些字。　　是刘姥姥那张脸。　　是她退的那一步。　　是我蹲在地上划拉的时候，那三个人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表情。　　我翻了个身。　　窗外传来王桂芬洗菜的声音，水哗哗响。响了一会儿停了，然后是脚步声，走到院子里，走远了。　　我闭上眼睛。　　脑子里那些线还在，那些箭头还在，那些划来划去的字还在。但好像多了点什么。　　多了点啥，我说不上来。　　就是觉得，手指头上那点泥垢和那点蓝墨水，挨在一块儿的时候，不那么别扭了。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刘姥姥那张脸老在我脑子里晃，晃一阵，她退那一步也晃一阵，晃到最后，两样东西搅在一块儿，变成个我问自己的问题—— 　　她为啥退？　　就因为我那句“派出所”？　　扯淡。　　派出所有人这话是她自己喊的，不管真有假有，她那号人，能喊出这话，至少是有三分底气的。有底气的人，不会因为我一句话就退。　　那她退啥？　　我想不明白，翻来覆去想不明白，一直想到窗户纸发白，才迷迷糊糊睡过去。　　再睁眼，太阳都晒屁股了。　　我腾地坐起来，心里咯噔一下——今天说好去办房子手续的！赶紧套上衣服往外跑，跑到堂屋，王桂芬正蹲在灶台边上烧火，锅里咕嘟咕嘟响，冒出来的气带着葱花味儿。　　“咋不叫我？”我嚷了一句。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看你睡得沉……” 　　我没工夫跟她掰扯，洗了把脸就往外冲。冲到院子门口，差点跟人撞上。　　陈旭东。　　他站在那儿，还是那件旧军装，还是那条灰涤纶裤，还是那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手里拎着个网兜，兜里装着俩苹果，一看就是供销社买的那种，红得都不像真的。　　“找你。”他说。　　“有事回头说，”我侧身要过去，“我赶着去办手续。” 　　“手续办完了？” 　　这话问得怪。　　我站住了，看着他。　　他把网兜往我手里一塞，说：“先吃个苹果，吃完再说。” 　　“说啥？” 　　他往墙根底下蹲，蹲下之前还用手拍了拍地，怕灰沾裤子——拍完了才想起来今天穿的是旧军装，不是那条宝贝裤子，自己先笑了。　　“咱就是个粗人，”他说，“穿啥都装不像。” 　　我被他弄糊涂了，拎着那俩苹果站那儿，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他蹲在墙根底下，抬头看我，眯着眼，说：“你昨晚是不是没睡？” 　　我没说话。　　“我也没睡，”他说，“想了一宿。”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上，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他脸前散开，散完了他才开口：　　“刘衡昨晚找我喝酒。” 　　我心里动了一下。　　“他说啥？” 　　“说你那房子的事，”陈旭东弹了弹烟灰，“说刘姥姥今天肯定还得来，这回怕是带人来。” 　　我蹲下来。　　墙根底下是泥地，昨天下过雨，还没干透。我蹲下的时候裤腿又沾了泥——这已经是第几回了？我低头看了一眼那泥印子，这回没掸。　　掏出圆珠笔，在地上划。　　刘姥姥——带人来。　　谁来？　　派出所？可能。　　村干部？可能。　　她家那俩混账儿子？肯定。　　我划着划着，陈旭东在旁边开口了：“你划这玩意儿，能划出个啥来？” 　　我没抬头，继续划。　　“能划出来，”我说，“能划出来她到底想干啥。” 　　“她想干啥你不知道？”陈旭东把烟头扔地上，用脚碾灭，“她想占你房子。” 　　“不对。” 　　他愣了一下。　　我抬起头，看着他：“占房子，只是个由头。” 　　“啥由头？” 　　我没马上回答，低头看着地上那些字，看了半天，说：“她真正想要的，是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条街上，她说了算。” 　　陈旭东不说话了。　　他蹲在那儿，盯着我，盯了半天，突然笑了。　　笑啥？　　“你这话，”他说，“我想了一宿才想明白。你一划拉就划拉出来了？” 　　我没接话。　　他把那俩苹果从网兜里掏出来，递给我一个，自己留一个，在袖子上蹭了蹭，咬了一大口。嚼着嚼着，含含糊糊说：“那你打算咋办？” 　　我也咬了口苹果。　　苹果甜，甜得有点假，像兑了糖精。但我没吐，嚼着，脑子里那盘磨又开始转。　　转着转着，我开口了：“她来，我就让她来。” 　　陈旭东嚼苹果的动作停了一下。　　“让她来？” 　　“嗯。” 　　“然后呢？” 　　“然后……”我把苹果核扔地上，“然后我问问她，她那个‘熟人’，一个月挣多少钱。” 　　陈旭东看着我，眼睛慢慢眯起来，眯成一条缝。　　那缝里头，有东西在闪。　　我们赶到信用社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　　办手续那人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脸拉得老长，像谁欠他二百块钱。我把钱从怀里掏出来——两摞，用报纸包着，报纸都捂热了——往柜台上一放，他拿过去，一张一张数。　　数了半个钟头。　　数完了，抬头看我一眼，说：“户口本呢？” 　　我把户口本递进去。　　他翻了翻，又抬头看我：“农业户口？” 　　我心里咯噔一下。　　“咋了？” 　　他没说话，把户口本从窗口推出来，说：“这房子是镇上的，按政策，得城镇户口才能买。” 　　我愣住了。　　站在我后头的陈旭东往前走了一步，凑到窗口前，说：“同志，这房子他昨天跟老陈谈好的，两千三，钱都交了——” 　　“谁跟你谈好的你找谁去，”那人把眼镜往上推了推，“政策是政策，我这儿只认政策。” 　　我还想说什么，他把窗口的挡板啪地拉下来，只剩一条缝，声音从缝里钻出来：“下一个。” 　　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那两摞钱，攥得手心出汗。　　陈旭东拍了拍我肩膀：“走，先出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来的。等回过神来，已经蹲在信用社门口的石阶上了。　　太阳晒着，晒得我后脖子发烫。但我浑身发冷。　　我把钱搁在膝盖上，盯着那两摞报纸包着的东西，盯了半天。　　陈旭东在旁边蹲着，也不说话，就蹲着。　　蹲了好久，我开口了：“我要是城镇户口，这房子就是我的了。” 　　他没接话。　　“我要是城镇户口，”我又说，“刘姥姥来闹，我能直接去派出所告她，告完她还得给我赔礼道歉。” 　　他还是没接话。　　我转过头看他。　　他正盯着街对面看。　　我也顺着看过去。　　街对面是供销社门口，停着一辆摩托车。崭新锃亮的摩托车，油箱上漆着红颜色，太阳一照，晃得人睁不开眼。摩托车边上站着个人，穿着皮夹克，戴着蛤蟆镜，手里拎着个录音机，录音机里放着歌——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